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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学术与政治》的心得体会

马克斯·韦伯在写作《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时都用到了对比的方法，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文章开篇，关于年轻学者学术生涯的开始，韦伯对比了德国与美国的不同，之后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国家资本主义化”、年轻人对于教师的态度等部分都出现了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对比；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

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先是对学者这一行业的外在条件进行分析。韦伯先从经济方面对比了德国和美国的学术发展方式。他对比了年轻学者在美国和德国的不同经济待遇，韦伯传递出的是美国的年轻学者获得的工资更稳定；在学术研究机构方面，美国和德国都存在“国家资本主义形态”企业的现象，学术研究机构的存在与否和发展情况受到国家经费的影响；而学术机构在人才的选拔制度方面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韦伯说：“造成凡才当道的原因，要到人类协作的法则中去找，尤其是好几组人的协作的法则。在这里，这是指负责推荐的教授与教育官员之间的协调合作……唯有当国会（如在某些国家）或君主（德国到目前为止）------二者结果相同------或取得权力的革命者（如德国当前），因政治原因干预学术界的用人时，我们才能确定有人和的平庸之辈及一心上爬的人会垄断贤路。”这里，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的控制，当然，“机运”因素在选拔过程中也占有非常高的比重。然后，韦伯讨论了学者与教师难以兼得的问题，并稍微涉及了法国和德国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接下来，韦伯对学者这一行业的内在条件进行分析。韦伯指出了学术专业化的必要性；灵感、热情、工作三者相结合的重要性；“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的“人格”的真实；学术工作和艺术工作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韦伯认为艺术领域的进步不同于学术领域的进步：在艺术领域，“一件真正‘完满’的作品，永远不会被别的作品超越，它永远不会过时”，但是“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学术工作和一个进步的过程不可分离”；学术工作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韦伯分别给出了前人和近代人的理解：1、随着人类理知化过程的推进和对于“进步与死亡意义”问题的探讨，柏拉图的观点是“惟有在这真理中，我们才不以幻觉和影像为足，而是追求到真实的存在”，“由这些，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发现美、善或者例如勇气、灵魂，或任何事物的正确概念，就等于把握到这件事物的真实存在。而这些知识，似乎又使人得以知道并教导人在世上应如何正当行事，最主要的，作为城邦的公民应该如何正当行事。对于心中思考彻头彻尾以政治为依归的希腊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一切。人努力从事学问，便是为了这个理由”。2、随着理性实验的兴起，近代人有了新的理解:“达·芬奇这类艺术实验者”认为“学术是通往真实艺术的道路，所谓到真实艺术，意思就是到真实的自然”，“在新教与清教的（间接）影响之下，学术工作者眼中自己的任务乃是：指出通往神的道路”，“现在的年轻人要从学术的理知主义中解放出来，以回复人的自然本性，由此回归自然”、“以一种天真的乐观，歌颂科学------也就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支配生活的技术------是到幸福之路”；学术工

代表人物孙武，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春秋战国时期混乱的政治秩序催生了诸子百家争鸣，而诸子百家的学术又影响到了众多国君的治国之策。第三、许多有所成就的学者都是怀着纯粹的心从事学术研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作家常风回忆钱钟书时写道，“钱钟书这个人性格很是孩子气。常常写个小纸条差工友给我送下来，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我也并不跟他较真”，季羡林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德国留学的岁月里，季羡林几乎把时间都用在了钻研学问上，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敢于说真话，季羡林有众多头衔，但是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钱钟书的孩子气，季羡林的淡泊名利都与他们对于学术的纯粹紧密相关，季羡林把学术工作作为一项志业，淡泊名利，在勤奋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第四、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没有因为自己皇帝的身份而骄横跋扈、滥用权力，⑤李世民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李世民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李世民没有自恃位高权重，而是把政治作为志业，他从谏如流，完善制度，举贤任能等一系列行为促进了唐朝的繁荣。第五、学术与政治之间应该互为补充，都得到发展。当政治上出现新情况时，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应该紧随时代潮流，发展自身；而政治学、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