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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阅世：康有为的孤独与坚持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解读康有为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他身上的复杂性是历史造就的。关于康有为其人其言行，后人褒贬不一，褒扬者将其神化成为扭转乾坤的时代英雄，而贬斥者则认为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投机者、伪君子而已。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似乎都有一种过度阐释的倾向，呈现出激进与保守两种文化态度。在社会变迁与思想危机中，康有为无论如何表现，都具有无法复制的历史意味。因为没有既有的历史尺度可遵循，康有为注定要在争议中推行他的理想。今天，我们尽可以剥离特定的历史情境，来谈论康有为的为人，批判他的保守和冥顽，但是，作为处在时代风头浪尖的先知者、先行者，即使只干对了一件事情，就足以令人敬仰。因为没有这件事情，历史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康有为是传统士大夫的另类，他将矛头对准了八股和旧的官僚体制，作为开风气之先者，其首发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康有为的本色是书生，他虽然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没有放弃做学问。康有为的学问并没有学以致用，却成了改革的负担和政敌的口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在无意中扮演了为革命造势的角色。维新变法是近现代中国一切改革的源头。

康有为是理想主义者。任何乌托邦都是经不住世俗理性的推敲的，康有为也不例外。从他的梦想中找出谬误来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任何梦想都难以避免其荒唐可笑的一面，但是，正是这份天真和真诚造就了改变历史的冲动。梦想是易碎品，受不了历史的颠簸。理想主义者所描绘的蓝图无论如何完美、如何精致，都难以抵抗这种撞击。

康有为关于“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制度设计，虽然还是在维护皇帝统治的框架下改革，但是，他改变了洋务运动纯技术层面的变革，开始了对政治制度的探索。这并不是挽救民族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对传统中国人政治智慧的突破。电视剧《走向共和》对于反对政治改革的洋务派和激烈的革命派给予了充分肯定，而把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丑化为胡闹而又可笑的书生。其实，否定了维新变法，后来的辛亥革命也便失去了政治变革的逻辑性。康有为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他在政治变革道路上的历史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唐德刚说：“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既然如此，康有为又何以背负如此之多的非议和嘲笑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晚年康有为的顽固与偏狭。作为失败者、流亡者的康有为像是丧家狗一般坚守着自己的保皇理想，创办《不忍》杂志鼓吹“虚君共和”，参与张勋复辟的闹剧，直到1927年70岁的他还到天津为溥仪祝寿。他这样毫无结果地忙碌着，他坚信只有自己的制度设计才能使中国从乱世抵达升平世、太平世。他这些过时的政治意见最终成为历史的笑柄。在剧变的时代，康有为的不变更像是在同时代叫板。今天看来，人们确实将康有为这种极具个性化的顽固作风妖魔化了。一个失败者的执著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不妨作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来看。

人们不遗余力地批判晚年康有为的保守消极，心底里有一个天真的假设，恨不得康有为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扭转乾坤的革命者。对于这样的“重托”，康有为恐怕是不领情的。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已。他认定自己的价值选择是正确的，是有益于天下太平的，而其他政治主张都是有缺陷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历史无法在进行时中验证选择的正确与否。总之，给康有为的孤独与坚持以“同情之理解”，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