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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理剖析、实践检视与完善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社会，腐败问题始终是阻碍国家发展、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毒瘤。其中，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作为一种隐蔽且危害极大的腐败形式，正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人际关系网络变得愈发错综复杂，一些人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如近亲属、密切关系人或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及其相关人员，通过影响力进行权钱交易，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蚀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正性，破坏了社会的公平竞争环境，还损害了公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任，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是我国反腐败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举措。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该罪名，旨在弥补原有法律在打击此类腐败行为上的不足，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接轨，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这一罪名的设立，使得那些以往难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制，为司法机关打击此类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彰显了我国打击腐败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

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学中关于贿赂犯罪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该罪名的犯罪构成、认定标准、与相关罪名的界限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丰富和发展刑法学理论，为法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推动刑法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实践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导。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常常面临如何准确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判断“影响力”的存在及程度、区分本罪与其他相关罪名等难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为司法人员提供明确的判断标准和操作指引，提高司法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准确性和效率，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同时，研究该罪名还有助于加强对腐败犯罪的预防。通过揭示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提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可以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廉洁意识，从源头上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的廉洁风气和正常秩序，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学者们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研究，包括对主体中“关系密切的人”的认定标准、主观方面的故意内容、客观方面“利用影响力”的行为方式以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内涵等问题的探讨；二是司法认定的研究，如本罪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介绍贿赂罪等相关罪名的界限区分，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证据、认定犯罪事实等；三是量刑方面的研究，分析当前量刑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如何根据犯罪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于“关系密切的人”的认定，虽然提出了一些判断因素，但在具体实践中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导致不同地区、不同司法人员的理解和判断存在差异；对于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出现的新形式、新特点，研究还不够深入，未能及时为司法实践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在立法完善方面，虽然提出了一些建议，但对于如何具体细化法律条文、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相关规定。例如，日本刑法中的斡旋受贿罪，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接受请托，使其他公务员或仲裁人在职务上实施不正当行为，或不实施适当行为，作为其进行或已进行斡旋的报酬而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的，构成斡旋受贿罪。德国刑法中也有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即公务员或从事特别公务的人员，为履行其职务行为，接受他人利益，或使第三人接受利益，或向他人要求或约定利益，以影响有关公共行政事务的决定的，构成犯罪。国外学者在研究中注重对该类犯罪的立法模式、构成要件要素的精确界定以及与本国法律体系的融合等方面。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外在立法技术和理论研究的精细化程度上有值得我国借鉴之处，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在借鉴时需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照搬。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将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剖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关问题。案例分析法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通过对大量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详细分析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犯罪主体的行为动机、犯罪过程中的各种情节以及司法机关的判定依据和审判结果等，从而更直观、具体地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实践中的运行情况，总结出该罪在不同场景下的特点和规律，为理论研究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例如，通过对韦光利用其叔叔韦瑞灵的职务影响力，为他人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并收受巨额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