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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世界与艺术救赎

在过去四年里，为写作博士论文和以其为基础的学术论著《现代的激情一薛忆沏小说论》，我系统又反复地研读了薛忆为“文学三十五年\的全部作品（自198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遗弃》到2024年完成并发表的“故乡人”系列小说）。其中，作为薛忆为“现代性\的集大成之作，2020年春天在《作家》上分三期连载的四十万字长篇小说《“李尔王\与1979》，更是陪伴着我走过了无数个激情的日日夜夜。在这部作品问世五周年之际，通过“重读”，它又引发我许多新的感悟，似乎小说本身在不断生成，又似乎是作品带动了我的精神成长。在这里，我想与读者分享以下两点。

多重世界：“戏中戏”与“梦中梦”

1979年的中秋节，对于父亲来说，是一生之中最难忘的一天。主要原因在于他跟自己的小外孙（大女儿之子）进行了一场异常深刻的文学探讨。《“季尔王”与1979》有着非同寻常的复杂性，而小说中的这场祖孙对话，则有意“泄露”了作者的小说诗学之秘密，成了读者走进其小说艺术殿堂的一道窄门。祖孙对话是对小说诗学的“锥心之问”，也是“冒犯之问”，它探讨了小说艺术最为核心的问题

“真实与虚假”，也揭开了某种异化成了教条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遮羞布。

祖孙之间的探讨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中一西两部举世公认的文学经典作为参照，那就是《红楼梦》与《李尔王》。在茫茫的文学大海上，这些经典之作便是灯塔与星辰。以它们做参照，才能踏上文学的正途。《红楼梦》本就是一场人生幻梦，而“索隐派”求其“实”，可谓缘木求鱼。同样地，《季尔王》的故事也是建立在一个不现实的假设之上，即一位老国王急不可耐地将国土和权力全部分配给三个女儿。但是，在这种“不现实\的根基之上，曹雪芹和莎士比亚都建成了人类文学的丰碑。值得玩味的是，追求真实的教条派现实主义沦为了虚假，立足于“不现实”的小说与戏剧却抵达了真实一一人性的真实。

众所周知，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是，虚构的方式不止一种，虚构的程度深浅不一。汪曾祺曾回忆沈从文在西南联天课堂上的教诲一—“小说要贴着人物写”，即贩夫走卒有贩夫走卒的话语，学者教授有学者教授的风范，人物具有符合其身份的言行举止。这固然不错，但这一规矩放在薛忆为的小说中就不大适用。以《“李尔王”与1979》中的祖孙对话为例，一个孩子出口成章，对小说艺术有着超乎寻常的深刻理解，远远超出了一个孩子应有的认知。我认为，这是一种超越常规的更彻底的虚构，而人物言行本色当行，只是对现实世界基本的描摹。从《“李尔王”与1979》中看，薛忆为显然不满足于描摹现实、重现事实这套基础的现实主义叙事策略。他化身为凝望泉水的那喀索斯，发现泉水中倒映出了一个比现实更真实的小说世界。也就是说，小说中的父亲也好，小外孙也罢，都是其自我意识的投射，自我精神的分身。也正因为如此，其小说中的人物才大都像哲学家那样说话。这也验证了加缪在其手记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有办法对自己一分为二的人。相较于将人物言行局限于其社会身份的“贴着人物写”，这不正是一种更彻底的虚构吗？其实，小说从现实主义进入现代主义，虚构的疆域早就大大拓展了。

薛忆为亦如皮格马利翁，抱着自己创造出的雕像，请求维纳斯赋予它肉体、灵魂和生命。维纳斯向雕像吹了一口气，完成了他的期望。这个雕像便是《“季尔王\与1979》。这部目前只在学者作家圈子里被少数人欣赏的作品，或许是一座文学的丰碑。

一个巨大的幻影笼罩着《“李尔王”与1979》，那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李尔王是文中的父亲大学时代在戏剧社曾经扮演的角色。莎士比亚的这部戏剧，深深地嵌入了父亲的生活与命运之中，而那些曾经扮演该剧其他角色的人物，也时不时地与父亲再次相遇。从《“季尔王”与1979》的人物设置来看，父亲有三个女儿，这显然与季尔王的三个女儿达成人物对位。当然，这并非简单的对位，而是一种植根于中国当代特殊历史环境的灵活对位。因为在小说中，除了父亲这位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精神世界“桃花源”的“不合时宜者”之外，其他人物大都“历史地活着”。

如果说《“李尔王”与1979》作为小说是薛忆汐编织的梦境，那么，莎士比亚《李尔王》的故事则是“梦中梦”与“戏中戏”，进一步凸显了小说的梦幻特征。在父亲的生活中不断上演的戏剧《季尔王》，有时候深深地镶嵌于父亲的生活之中，有时候又作为父亲生活的镜像而存在。比如，扮演季尔王的父亲有三个女几，她们跟着父亲在乡村与城市之间颠沛流离，而扮演季尔王女儿的三位女性则是“如此自信，如此自由又如此美艳和青春的城市女子”。因此，《季尔王》这部戏剧，也指代父亲未能实现的某种生活理想，甚至是文化与艺术的象征，具有将生活艺术化以疗救人生此在的功效。如果父亲没有扮演过季尔王，如果父亲没有随身携带那本英文版的《李尔王》，很难想象他是否能经受得住纷至沓来的历史荒诞。

艺术救：疗救人生此在

尼采在《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