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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条款提示说明义务

引言

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格式条款以其高效、便捷的特点，广泛存在于消费合同、金融服务、网络交易等各类民商事领域。从日常使用的手机App用户协议，到购房时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再到保险理赔中的免责条款，格式条款如同“交易模板”，极大降低了重复谈判成本。然而，这种“一方预先拟定、重复使用”的特性，也天然隐含着双方地位失衡的风险——提供方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将不公平条款嵌入其中，而接受方往往因时间限制、专业知识不足或“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交易模式，难以充分理解条款内容。此时，格式条款提示说明义务便成为平衡双方权益的关键制度：它要求条款提供方以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并对条款内容进行必要说明，确保相对方在知情基础上作出真实意思表示。这一义务不仅是契约自由原则的修正，更是公平交易与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从概念与法律基础、实践难点、履行标准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

一、格式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概念与法律基础

（一）格式条款与提示说明义务的内涵

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其核心特征在于“预先拟定”和“未协商性”，这决定了条款内容可能偏向提供方利益。而提示说明义务，则是法律为纠正这种天然失衡而设定的“矫正器”：提供方需主动采取合理方式，使相对方注意到那些可能影响其主要权利义务的条款（如免责条款、责任限制条款、违约金条款等），并对条款含义、法律后果等进行必要解释，确保相对方能够理解并自主决定是否接受。

例如，在保险合同中，“因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这类免责条款，若保险公司仅将其混杂在数十页的合同文本中，未以加粗、变色等方式提示，投保人可能在未注意的情况下签署，此时便可能因提示义务未履行而导致条款无效。这一义务的本质，是通过信息对称的“强制供给”，将形式上的契约自由转化为实质上的意思自治。

（二）法律依据与立法目的

我国对格式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规范，主要体现在《民法典》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民法典》第496条明确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97条进一步规定，若提供方未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则针对消费者领域特别强调：“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这些规定的立法目的，一是通过强制提供方履行“信息传递义务”，弥补相对方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弱势地位；二是防止提供方利用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维护交易公平；三是引导市场主体形成“诚信缔约”的习惯，促进商业环境的良性发展。

二、格式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实践难点

（一）提示方式的“形式合规”与“实质有效”脱节

实践中，提供方常以“已尽提示义务”为由抗辩，但许多提示仅满足形式要求，未达到实质效果。例如，在电子合同中，部分平台将关键条款隐藏在“阅读并同意”按钮后的超链接里，需多次点击才能查看；或使用极小字体、与背景色相近的颜色印刷，导致用户难以察觉。某消费者投诉案例中，某网络贷款平台将“逾期违约金按日千分之三计算”的条款放置在用户协议第15页，字体仅5号且未加粗，用户因急于完成借款流程未仔细阅读，最终因高额违约金引发纠纷。法院审理认为，这种提示方式虽符合“书面呈现”的形式，但未达到“合理提示”标准，最终认定该条款不生效。

（二）说明义务的“模糊履行”与“责任规避”倾向

说明义务要求提供方对条款内容进行必要解释，但部分经营者以“条款文字清晰”“对方应自行理解”为由拒绝说明，或用专业术语、模糊表述敷衍。例如，某健身俱乐部会员合同中约定“因场地调整导致课程取消，俱乐部不承担退费责任”，当消费者询问“场地调整”具体范围时，工作人员仅回答“以俱乐部通知为准”，未明确是临时维修还是长期闭店。这种“说明义务空心化”的现象，导致相对方仍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无法真正理解条款对自身权益的影响。

（三）举证责任分配的“认定困境”

当双方就提示说明义务是否履行产生争议时，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影响裁判结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相对方需证明提供方未履行义务，但提示说明行为多为“过程性动作”（如口头说明、页面弹窗），难以留存证据。例如，在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