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利认同何以提升民众的司法信任？.docxVIP

政治权利认同何以提升民众的司法信任？

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系列部署充分表明，构建有效运行、民众信赖的司法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要求。在此背景下，“司法信任”作为一种关键性的社会资本，成为衡量司法制度运行绩效与社会法治水平的核心指标。民众对司法的信任不仅能够提升其对司法裁判的接受度和服从意愿，1］还能显著减少司法运行成本，提高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和执行力。2]

《决定》进一步强调，应当“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更加健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这表明党的领导、民主制度、依法治国三者并非孤立地存在及运作，而是彼此交织、协同推进的有机体，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道路中。制度设计层面的统筹兼顾，揭示出“政治—民主—法治”三者在民众认知层面的联动效应，即个体对政治体制与民主实践的认同可能与司法信任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然而，当前国内鲜有实证文献涉及司法信任与民众对政治、民主、社会的认知之间的联系。尚无文献探讨政治认同与司法信任之间的关系，民众对基层民主的关注也未被纳人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范畴，仅有一例研究在直接影响的层面发现了社会公平感和公共安全感对司法信任的影响。3」因此，亟须从宏观制度逻辑出发，系统厘清政治与司法之间的心理认知路径与信任建构机制。基于此种研究背景，本研究旨在作出以下努力：第一，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需求，引入并本土化修正“正向偏差理论”（positivebiastheory），系统探讨政治权利认同在司法信任形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二，基于从制度认知到心理反应的演化路径，构建“政治权利认同—社会公平感—基层选举关注—司法信任”的链式中介模型，并进一步探索公共安全感所发挥的关键调节效应，以期深化对政治认同外溢效应的理解；第三，依托2021年度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全国性数据样本，结合OLS回归、结构方程模型与Johnson-Neyman调节效应分析等多元实证方法，验证理论假设，为诠释中国式司法信任的生成逻辑提供技术支撑与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司法信任：概念界定及研究现状

本文将“司法信任”界定为一个社会中民众对法院机构的主观信任程度。相较于将警察机关纳入考察范围的广义司法信任概念，[4]本文选择采纳狭义定义，仅聚焦于对法院的信任，旨在更为精准地对接正向偏差理论所依托的理论假设与信任机制。一方面，从理论源流来看，正向偏差理论在其最初的建构中，即专门用于解释公众对法院这一司法裁判机关的制度性支持与认同。5］如后文所述，该理论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何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一系列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裁决之后，公众对法院的整体信任与支持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6]另一方面，从信任对象的性质出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以司法判决定分止争，是国家权力正当性与程序公正性的象征。而警察机关虽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承担侦查的职能，但其更主要地承担行政管理任务，包括警情处置、社区巡逻、交通指挥等。因此，警察与民众的互动更为频繁，接触情境更加复杂，」公众对警察的信任也往往更易受情绪反应、生活经验的影响，8]难以适用于正向偏差理论所强调的制度性、稳定性信任路径。综上，本文采纳狭义司法信任的定义，聚焦于民众对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主观信任，从制度认同的视角出发，系统考察政治态度如何影响公民对司法权威的评价。

实证方面，根据观察维度的不同，可以将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分为内因视角和外因视角两种类型。内因视角的研究重点为，在司法系统运行范围之内讨论司法信任的生成机制。这部分研究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指出当民众与法院发生接触（contact）时，此次经历的满意度将显著影响个体的司法信任；[9]同时，相比于一般民众，诉讼经历者更倾向于表现出低程度的司法信任，10]且较之实体裁判结果，公正合理的庭审程序更能提升司法信任水平。1]国内研究顺延此进路，接续验证了诸多程序性因素对司法信任的差异化影响，包括审判效率、[12]法律职业伦理与当事人权利关切、13]实事求是理念、14]法律适用错误纠正、[15]平等对待诉讼两造、[16]法官良好品德等。17]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着眼于抽象层面的司法制度运作，发现司法公开力度[18]和民众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