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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统回应内塔尼亚胡赦免请求

一、事件原点：一场牵动以色列政治神经的赦免博弈

2025年11月30日，以色列总统府的一纸声明如投入湖心的石子，在以色列政坛激起千层浪——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向总统赫尔佐格提交赦免请求。次日（12月1日），赫尔佐格公开回应，强调将“仅从国家和社会的最佳利益出发予以考量”，并承诺以“最正确、最严谨的方式”处理这一请求。这一“政治-法律”交织的事件，不仅揭开了以色列高层权力博弈的新序幕，更将这个中东国家的司法独立性、政治伦理与社会共识推向舆论的聚光灯下。

（一）内塔尼亚胡的法律困局：五年未决的“世纪审判”

要理解这场赦免请求的背景，必须回溯至2020年。当年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三项重罪正式起诉时任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首次对在任总理启动司法审判。同年5月，法院首次开庭，内塔尼亚胡由此成为以色列政治史上“第一个接受司法审理的在任总理”。

然而，这场本应按司法程序推进的审判，却因各种“意外”陷入漫长的拖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自2020年审理启动以来，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战事紧张”“外交出访”“健康问题”等理由申请延期，导致庭审进程断断续续。截至2025年12月，案件仍未得出最终判决。这种“边执政边涉诉”的状态，早已引发公众对“政治干预司法”的质疑——作为政府首脑，内塔尼亚胡是否利用行政资源影响了审判节奏？其所在的右翼联盟是否通过立法或舆论施压干扰了司法独立？这些疑问像一根刺，始终扎在以色列社会的信任体系中。

（二）赦免请求的提出：政治僵局下的“破局”尝试

在审判久拖未决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选择在2025年11月底提交赦免请求，时机耐人寻味。从政治现实看，当前以色列正处于多重危机叠加期：外部，巴以冲突持续胶着，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内部，经济因战争拖累陷入低迷，民众对高物价、安全局势的不满与日俱增。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合政府虽勉强维持执政，但支持率已跌至历史低位，反对党持续发起“要求总理辞职”的街头抗议。

此时提出赦免，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或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若继续等待审判结果，一旦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其政治生命将彻底终结；若通过赦免摆脱法律束缚，则可继续以“战时领袖”身份稳固权力。但这一选择本身充满争议——在司法程序尚未完结时寻求赦免，是否等同于“未定罪先求免罚”？是否构成对司法权威的直接挑战？

二、各方角力：执政联盟与反对党的“立场撕裂”

内塔尼亚胡的赦免请求甫一公布，以色列政坛便迅速分裂为支持与反对两大阵营，双方围绕“国家利益”的定义展开激烈交锋。

（一）执政联盟的“紧急动员”：将赦免与国家安全绑定

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客，成为赦免请求最积极的推动者。本-格维尔公开宣称，“赦免内塔尼亚胡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一表述背后，是执政联盟试图将个人法律问题与国家危机捆绑的策略——在巴以冲突仍未平息的背景下，他们强调“内塔尼亚胡是带领国家走出战争的核心人物”，若其因司法审判分心或下台，可能导致安全局势失控。

这种逻辑虽有一定现实考量（内塔尼亚胡确实主导着当前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却被批评者视为“绑架国家利益”。有政治学者指出，将总理的个人法律责任与国家安全直接挂钩，本质上是在用“紧急状态”为政治特权背书，长此以往将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二）反对党的“激烈反击”：呼吁捍卫司法尊严

与执政联盟的“紧急论”形成鲜明对比，反对党阵营对赦免请求表现出强烈抵触。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戈兰直言，“只有罪犯才会寻求赦免”；更有反对党议员公开呼吁赫尔佐格“拒绝这一破坏司法公正的请求”。他们的核心论点在于：赦免权应是司法程序的“最后救济”，而非政治博弈的工具。若总统在审判未终结时批准赦免，不仅会让耗时五年的司法努力付诸东流，更会向公众传递“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错误信号。

反对党的激烈反应，既源于对司法独立的维护，也暗含政治算计——若内塔尼亚胡因赦免摆脱法律束缚，其政治生命可能延长，反对党短期内通过选举轮替上台的希望将更加渺茫。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立场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以色列民众的心声。一项12月初发布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认为“总理应等待审判结果而非寻求赦免”，41%的人明确反对总统批准赦免。

三、总统的“艰难抉择”：在法律、政治与社会间寻找平衡

作为以色列国家元首，赫尔佐格的角色在此事件中尤为关键。根据以色列法律，总统虽无实际行政权力（行政权由总理领导的政府掌握），但保留赦免权——这是其为数不多的实质性权力之一。然而，这一权力的行使并非毫无约束：以色列《基本法》规定，总统在决定赦免时需“综合考量公共利益、法律正义与社会共识”。

（一）“国家和社会最佳利益”：模糊表述下的多重考量

赫尔佐格在回应中反复强调“将仅从国家和社会的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