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螨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处罚失衡”困境与解释论方.docxVIP

掩饰、隐螨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处罚失衡”困境与解释论方案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缘起：掩隐罪“处罚失衡”的实践困惑

（一）横向失衡：掩隐罪入罪层面的不协调

【案例1】甲分别从A、B、C、D、E（非共犯）处收购盗窃所得赃物，累计数额达到3000元，但每次收购赃物的数额均不足1600元（假设盗窃罪人罪数额为1600元）；乙从F处多次收购盗窃所得赃物，累计数额达到3000元。

【案例2】丙明知G手中的财物（价值3000元）来路不明，仍予以收购；丁明知H手中的财物（价值1万元）来路不明，仍予以收购。事后查明，G的赃物系诈骗所得，H的赃物乃其利用职务侵占公司财物所得。

根据《刑法》第312条以及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21］8号）（以下简称《解释》）第8条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简称掩隐罪）的成立以上游行为成立犯罪为前提，至于成立何种犯罪则未有限制。尽管《解释》删除了掩隐罪入罪具体数额的要求，1」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唯数额论导向下对罪刑均衡原则的背反的问题。譬如，曾经出现了窝藏他人诈骗所得的价值3000元的财物构成犯罪，窝藏他人抢劫所得的价值2900元的财物却不构成犯罪的不可思议的现象。然而，我国“定性+定量”的犯罪立法模式以及不同上游犯罪人罪标准的差异性导致掩隐罪在人罪层面似乎仍存在处罚上的不协调。例如案例1中，因上游A、B、C、D、E等人（非共犯）的行为均不构成盗窃罪，甲就不是收购“犯罪所得”，难以成立掩隐罪；而乙从F处多次收购盗窃所得赃物，累计数额达到3000元，此时因上游F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乙成立掩隐罪。于是，同样都是收购他人盗窃所得的价值3000元的财物，一个有罪一个却无罪。再如案例2中，由于职务侵占罪的入罪数额远大于盗窃罪，就出现了丙收购G诈骗所得的价值3000元的财物成立掩隐罪，丁收购H职务侵占所得的价值1万元的财物反而不构成犯罪的不合理现象。

就上述现象，一种观点（罪刑法定说）认为，本犯行为未达到人罪数额，不成立犯罪，下游行为人窝藏的财物就不属于“犯罪所得”，当然不成立掩隐罪。2]另一观点（罪刑均衡说）则认为，掩隐罪的行为对象不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犯罪所得之物，对于没有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财物，也能够说是赃物。3]罪刑法定说严格遵从法条文本的语义范围，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但可能禁受不住罪刑均衡的考问。简单地将责任推诿给立法者，于司法实践并无实益，也绝非解释者应有的态度。此外，认为未达某罪入罪数额标准的上游行为，一概没有妨害刑事司法活动的观点是否妥当，仍需进一步斟酌。相反，罪刑均衡说虽可能实现刑法正义，但在上游行为未达到入罪数额标准时，其只可能是一般违法行为，将“犯罪所得”解释为“违法所得”，明显超出条文语义的涵摄范围，有违罪刑法定之嫌。

可以看出，单一采取上述任一观点均难言妥当。于是，有学者在坚持罪刑法定说的前提下，从阶层犯罪论体系、共犯原理以及竞合论角度论证，认为案例1、案例2中甲、丁的行为完全可能妨害刑事司法秩序，从而可能成立掩隐罪。4」毫无疑问，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时代，刑法是通过设定构成要件以实现对法益的保护，即正义理念只能在法条文本所框定的范围内活动，5」故不能为了实现罪刑均衡而放弃罪刑法定——将“犯罪所得”解释为“一般违法所得”。但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恣意认为刑法存在不可填补的漏洞，而是应在构成要件的涵摄范围内寻找最大正义。因此，该论者的基本思路可取，但其具体论证以及最终结论是否妥当仍有待考证。想要实现掩隐罪人罪层面的协调，必须厘清以下问题：第一，否认案例1、案例2中的甲、丁成立掩隐罪，究竟是否会导致处罚上的不协调？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必然涉及掩隐罪的违法性内容，即本罪的保护法益或者说规范保护目的为何？第二，如确认存在处罚上的不协调，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罪刑法定所允许的范围与限度内，充分发挥罪刑均衡的解释机能，6]以最大限度实现掩隐罪人罪层面的协调？

（二）纵向失衡：掩隐罪“量刑倒挂”困境

【案例3】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被告人姚俊堂、姚美伙同张大鹏（另案处理）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开采价值722440元的矿石并销售，情节严重，成立非法采矿罪。被告人王其师、董笑光明知姚俊堂、姚美非法采矿而收购非法开采的矿石并销售，其中王其师收购的矿石价值为210384元，董笑光收购的矿石价值为188145元，二人行为情节严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二人成立自首，可减轻处罚。最终被告人姚俊堂因犯非法采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姚美因犯非法采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