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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用工的劳动安全责任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共享用工作为一种灵活的人力资源配置模式逐渐兴起。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单一劳动关系的界限，通过企业间员工借调、平台型用工等形式，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跨企业、跨行业流动。然而，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共享用工也带来了劳动安全责任界定的新挑战——当劳动者在非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场景中从事劳动时，其职业健康、安全防护等权益由谁保障？原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平台企业等多方主体的责任边界如何划分？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更影响着共享用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将围绕共享用工的劳动安全责任展开深入探讨，通过分析其特征、风险、责任主体及现实困境，探索完善责任体系的可行路径。

一、共享用工的基本特征与劳动安全风险特殊性

（一）共享用工的核心模式与运行逻辑

共享用工的本质是劳动力使用权的临时转移，其典型模式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借调型共享”，即原用人单位因阶段性业务低谷（如生产淡季）将员工借调至用工单位（如业务旺季的企业），劳动者在约定期限内为用工单位提供劳动，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保持劳动关系；另一类是“平台型共享”，劳动者通过第三方平台与用工需求方建立联系（如外卖配送、家政服务等），平台通常扮演信息撮合或管理服务角色，劳动者与平台、用工需求方的关系可能呈现非典型劳动关系特征。

这两种模式的共性在于：劳动者的劳动过程由用工单位（或需求方）实际管理，劳动报酬可能由原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支付，而劳动关系的归属则因模式不同存在差异（借调型多保持原劳动关系，平台型可能涉及多重或模糊关系）。这种“劳动关系与劳动过程分离”的特点，是导致劳动安全责任难以界定的根本原因。

（二）共享用工场景下的劳动安全风险

相较于传统单一劳动关系，共享用工中的劳动者面临更复杂的安全风险。首先是“环境适应性风险”——劳动者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适应新的工作场所、设备工具或操作流程（如制造业工人被借调至物流企业从事搬运工作），若缺乏针对性的安全培训，发生事故的概率显著增加。其次是“责任真空风险”——原用人单位可能认为劳动者已脱离本单位管理范围，用工单位则认为自身仅负责劳动过程安排，双方可能在安全防护设备配备、职业危害告知等环节相互推诿。例如，某制造业企业将技术工人借调至建筑企业参与临时项目，建筑企业未为其提供符合标准的安全帽，原企业也未跟进安全培训，最终导致劳动者头部受伤。此外，平台型共享用工中，劳动者可能同时为多个需求方提供服务（如同时接单的外卖骑手），过度追求效率可能忽视安全规范（如超速骑行），而平台若未通过算法优化派单规则或提供安全提示，也会间接放大风险。

二、共享用工劳动安全责任主体的复杂性分析

（一）传统劳动关系下的劳动安全责任框架

在传统单一劳动关系中，劳动安全责任主体相对明确：用人单位需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定的义务，包括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劳动者进行安全培训、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等；劳动者则需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配合用人单位管理。这种“单一主体主导”的责任模式，建立在“劳动关系与劳动过程统一”的基础上，责任边界清晰可溯。

（二）共享用工中责任主体的多元分化

共享用工打破了传统责任框架，形成“原用人单位—用工单位（或需求方）—平台企业—劳动者”的多元责任主体结构，各方责任需重新界定。

原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关系的“名义主体”，是否仍需承担劳动安全责任？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劳务派遣单位（类似借调型中的原用人单位）需履行对劳动者的培训义务，但共享用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劳务派遣，其责任范围是否包含劳动过程中的安全监管存在争议。

用工单位作为劳动过程的“实际管理者”，直接安排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操作规范，理论上应对劳动现场的安全条件负责（如设备安全性、环境隐患排查），但实践中常以“仅借用劳动力”为由规避责任。

平台企业在平台型共享用工中扮演“技术服务者”或“管理协调者”角色。若平台仅提供信息匹配，是否需要对劳动者的安全负责？若平台通过算法设定工作规则（如配送时间限制），则可能因间接影响劳动者安全行为而被纳入责任主体。例如，某外卖平台为压缩配送时间，设定过短的订单间隔，导致骑手为赶时间闯红灯发生事故，平台的算法规则即与事故存在因果关联。

劳动者自身的安全意识和行为选择也至关重要。部分劳动者可能因急于完成任务、对新环境风险认知不足等原因，忽视安全操作规范（如未正确佩戴防护装备），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是否需承担部分责任，需结合具体情境判断。

三、当前劳动安全责任划分的现实困境

（一）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与滞后性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体系以传统单一劳动关系为立法基础，对共享用工这种新型模式的规范存在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