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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的重新展开

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古马与若干位甘肃诗人一起，对西部地理风物的现代性诗歌书写，不但使原先的西部诗歌进入甘肃时间，也使他成为当代诗坛一位标志性的甘肃诗人。

古马很早就找到了一套独属于自己的方式和系统：其一是来自其出生地古凉州的谣曲小令式的声调和基础形式；其二是与这一谣曲源头相近的《诗经》与《汉乐府》的气息，以及以四言为主，兼以杂言和五言的精短句型；其三，则是来自对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的感悟——以对意识表层之下潜意识光斑的捕获和拼接，形成语言上精警、意外的神奇表达，不但由此强化出作品的张力，也使之抵达更高程度的真实。

《尘土里的花瓣》这组诗作中的《魏晋墓壁画·宰猪》，就是这三种要素混成一体的典型表达。此诗由腊月时节一位穷途返乡的贤士，和乡间百姓宰猪过年的喧闹场景，形成一对相反的张力结构。前者在大雪纷纷中一路大哭的落魂，与乡间屠夫以“七寸利刃”宰杀“背负案板/四脚朝天”的肥猪时，“一锅开水/烧滚野村”“雪白手黑/宽嚎窄叫”，以及整个村庄热气腾腾“鸡飞狗跳”的反差，刻骨蚀魂般地凸现出魏晋时期河西走廊粗犷剽悍的民间生态。

这是一种典型的古马式的艺术方式。但在这组作品的主体部分，则是在甘肃狭长地形的南北两端——肃北草原与甘南草原上展开的草原场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古马对他熟悉的草原题材，一次更新性的书写，一个在即成风格的端点上回撤的古马，或者说，是在一个“成住坏空”的螺旋性轮回中，重新展开的古马。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这些诗作不再着意于陡峭、意外的艺术表达，变得从容、开阔，正像草原本身一样，在一种舒展、自然，富有亲和感的形态中徐徐展开，而其间的景象，诸如肃北草原“帐房的骨架已经搭起/地钉牢固/绳索如同反射的光线”的图像，白臀短尾、三五成群逐食阳光的羚羊，雄性犄角高挑的野牦牛，甘南草原上尕海边的白天鹅、黑颈鹤，蹲踞电线杆顶端观察草原的鹰鹫，发饰银盾蚌壳手搭额前眺望的女人……则在他心神相印的入微观察和精确的细节描述中，呈现出一种直抵当代人心灵乡愁的天然魅力。

而古马的这种写作转型，似乎正是源自对于草原的重新学习，并以“辞达而已矣”的准确与恰当，把这一魅力转换给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