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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丝绸之路货币流通体系考古发现

引言

秦汉时期（前221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大一统并积极拓展对外交流的关键阶段。随着张骞通西域、汉设河西四郡、班超经营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连接中原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逐渐形成。这条“流动的文明走廊”不仅是丝绸、瓷器等物资的运输通道，更是不同文明间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的载体。而货币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媒介，其流通轨迹与演变特征，成为解读丝绸之路经济体系的关键密码。近年来，随着新疆、甘肃、内蒙古及中亚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大量秦汉时期货币及相关遗迹的出土，为我们拼凑出一幅跨越地理阻隔、融合多元文明的货币流通图景。本文将基于考古发现，系统梳理秦汉丝绸之路货币流通体系的构成、特征及历史意义。

一、货币类型的多样性：多元文明交汇的实物见证

丝绸之路的货币流通体系并非单一货币的单向输出，而是中原王朝货币、西域地方铸币与外来文明货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多样性既反映了不同区域的经济需求，也印证了丝绸之路“多元一体”的交流特质。

（一）中原王朝货币：体系化铸造的核心支撑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货币以“半两钱”和“五铢钱”为代表，其标准化铸造与广泛流通，构成了丝绸之路货币体系的基础。考古发现显示，自战国晚期秦国“圆形方孔”半两钱推广后，至西汉武帝确立五铢钱制度前，半两钱始终是丝绸之路上的“硬通货”。例如，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楼兰遗址曾出土一批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半两钱，钱体轻薄，文字漫漶，与关中地区同时期民间私铸半两特征一致；而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汉代邮驿机构）出土的半两钱则铸造规整，重量多在3—4克之间，符合秦代“十二铢为半两”（约8克）向汉代“八铢半两”“四铢半两”减重演变的规律。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推行五铢钱后，这种外圆内方、重约3.5—4克、钱文“五铢”清晰的货币迅速成为丝绸之路的主流货币。考古证据显示，五铢钱的流通范围远超中原：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汉代边塞）出土的汉简中，多次记载“用钱五千”“五铢钱百枚”等交易记录；新疆和田地区的尼雅遗址（汉代精绝国故地）曾发现一处汉代窖藏，内有五铢钱1200余枚，钱体保存完整，钱文清晰，与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官铸五铢钱形制完全一致；更西的哈萨克斯坦境内，也有零星五铢钱出土，证明其流通范围已延伸至中亚草原地带。中原货币的广泛分布，既得益于汉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与铸币技术，也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对中原货币信用的认可。

（二）西域地方铸币：本土化经济的重要补充

在中原货币主导的同时，西域诸国基于自身经济需求，也铸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货币。这类货币多采用中原货币的“圆形方孔”形制，但钱文、图案或重量标准体现出本土文化特征。例如，新疆库车（汉代龟兹国）出土的“汉龟二体钱”（又称“龟兹五铢”），钱文一面为汉文“五铢”，另一面为龟兹文，重量约3克，与汉五铢接近；和田地区出土的“马钱”（又称“汉佉二体钱”）更为典型，其圆形无孔（或有小孔），正面中央铸马或骆驼图案，周围环绕佉卢文（古印度文字），背面则为汉文“重廿四铢”或“六铢”等铭文，重量从6克到24克不等。这类货币的铸造时间集中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其形制融合了中原货币的“重量标识”、印度的佉卢文及本地的动物崇拜，是西域诸国“既依托中原货币体系，又保持经济独立性”的典型体现。

（三）外来文明货币：跨区域贸易的直接证据

丝绸之路的另一端，来自中亚、西亚的货币也随着贸易流入中国境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贵霜帝国（约1—3世纪）的金币和银币，以及波斯帕提亚帝国（前247年—224年）的银币。考古发现中，新疆楼兰、尼雅遗址及甘肃武威等地均出土过贵霜金币。这类金币直径约1.8厘米，重约8克，正面为贵霜国王头像（如迦腻色伽一世），背面为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或印度教神祇，边缘环绕希腊文或佉卢文铭文。波斯银币则多为圆形无孔，正面为波斯国王半身像，背面为拜火教祭坛图案，重量约4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来货币在中原境内的出土量远少于中原货币，且多集中于西域城邦遗址，说明其主要用于西域与中亚、西亚的直接贸易，而非深入中原腹地流通。它们的存在，印证了丝绸之路“双向流通”的特征——中原货币向西输出，外来货币向东输入，共同构成跨文明的货币交流网络。

二、流通网络的构建：从东端起点到西端节点

秦汉丝绸之路的货币流通并非无序扩散，而是依托交通干线、军事据点与商业城市，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网络体系。这一网络以中原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进入西域，再分南北两道延伸至中亚，最终连接西亚、南亚，其节点的选择与功能分工，深刻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与经济需求。

（一）东端起点：关中与河西的货币集散中心

关中地区（今陕西中部）作为秦汉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丝绸之路货币流通的起点。考古发现显示，汉长安城遗址内分布着多处铸币作坊，如未央宫附近的“上林三官”（汉代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