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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殊途到同归：圆测与窥基唯识思想的深度剖析与比较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圆测与窥基皆活跃于唐朝时期，彼时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众多佛教宗派相继兴起，不同思想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归来，带回大量梵文经典并组织译场进行翻译，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传播的唯识学思想在当时佛教界引起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圆测与窥基作为玄奘门下的杰出弟子，各自对唯识思想展开研究与阐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唯识思想体系。

研究圆测与窥基的唯识思想对深入理解唯识宗发展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从宗派传承角度而言，窥基是慈恩宗（法相宗）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忠实地继承并发展了玄奘所传的护法一系唯识思想，以《成唯识论》为核心，通过撰写大量注疏，构建起严密的唯识学理论体系，对法相宗在唐朝及后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关键推动作用，其思想成为法相宗正统学说的重要基石。圆测虽来自新罗，但其长期在唐朝求法、讲学，创立西明学派，其唯识思想吸收了十大论师的观点，不拘泥于护法一家之言，形成更为综合、包容的学说。探究二者思想异同，有助于厘清唯识宗内部不同派系的传承脉络与思想分野，明确各派系在唯识宗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思想内涵角度来看，圆测与窥基在诸如三时教判、识变说、佛性论等诸多唯识学核心问题上观点各异。例如，在三时教判上，窥基依据《解深密经》等，以年月次第、义类次第等方式，将释迦一代教法判为有、空、中道三时；圆测虽也采用三时教判模式，却认为三时教判具有相对性，更关注三种教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而非时间先后顺序。剖析这些差异，能够深入挖掘唯识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多元阐释，展现唯识思想在不同阐释路径下的发展与演变，为全面、深入理解唯识学的哲学体系与思想精髓提供更广阔视角。

此外，圆测的唯识思想不仅在唐朝本土传播，还远播至新罗、西藏、敦煌等地，对东亚及中亚地区的佛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成为这些地区佛教思想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纽带；窥基的著作被传至日本，成为日本法相宗的重要经典，对日本佛教的发展走向产生重要指引作用。研究二者思想，有助于从更宏观的地域视角，探究唯识思想在亚洲地区的传播路径、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为跨文化佛教研究提供典型案例，丰富和拓展佛教文化传播史的研究范畴。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对圆测与窥基唯识思想的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早期，学者们多集中于对二者生平、著作的整理与考证。如赞宁的《宋高僧传》、崔致远的《故翻经证义大德圆测和尚讳日文》以及宋复的《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佛舍利塔铭》等文献，为了解圆测生平提供了重要线索；关于窥基，其大量注疏作品如《成唯识论述记》《大乘法苑义林章》等成为研究其思想的核心文本，学界对这些文本的校勘、注释工作不断推进。

在思想研究方面，近代以来，蒙文通先生在30年代撰写的〈唯识新罗学〉，率先关注新罗系唯识学传承，其中涉及圆测相关内容，开启国内对圆测唯识思想研究先河。此后，杜继文先生的〈论法相新罗系的理论特色〉从法相新罗系整体视角，分析圆测思想特色；陈永富先生在《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中设专章讨论新罗学僧对中国佛教唯识学的研传，对圆测与玄奘、窥基关系有所探究。山东大学孙幸连博士论文《圆测与窥基唯识思想比较研究》则全面、系统地对比二者唯识思想在教体论、教判论、唯识教学等多方面异同，并分析造成差异的理论成因。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不足，在研究深度上，部分对圆测与窥基思想差异的分析仅停留在表面观点罗列，缺乏对背后哲学根源、思想逻辑的深度挖掘；在研究广度上，对圆测思想在不同地域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融合产生的新变化研究不够充分，对窥基思想在后世不同佛教传承体系中的演变研究也有待加强。

国外方面，韩国佛教学界对圆测研究历史久远，吴亨根、申贤淑、蔡泽洙、李万、黄晟起以及丁永根、高荣燮等学者都有专门研究成果，他们从韩国佛教史、新罗唯识学传承等角度，深入挖掘圆测思想对韩国佛教发展的影响及在新罗唯识学中的核心地位。日本学界对圆测与窥基也颇为关注，木村清孝、木村邦和、坂井祐圆、橘川智昭等学者在重要唯识学史研究著作中多有涉及。日本学者结城令闻的《唯识学典籍志》以及韩国学者申贤淑完善而成的〈新罗唯识学の章疏考〉，对流传于中国、朝鲜、日本的唯识学典籍作广泛调查登录，为研究提供丰富文献资料。但国外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上，未能充分将圆测、窥基唯识思想与其他文化背景下佛教思想进行深入对比，以凸显其独特性与普遍性；在研究视角整合上，缺乏将圆测与窥基作为一个整体，从全球佛教思想发展脉络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是基础，通过广泛查阅《成唯识论》《解深密经疏》《成唯识论述记》等圆测与窥基的核心著作，以及《宋高僧传》等相关传记文献，全面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