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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转贷罪立案标准

引言

金融秩序的稳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而高利转贷行为如同隐藏在金融体系中的“蛀虫”，通过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以高息转贷他人，不仅扭曲了资金配置效率，更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甚至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为遏制此类行为，我国《刑法》第175条明确规定了高利转贷罪，但法律的威慑力需通过具体的立案标准落地——只有明确“何种行为应被追究刑事责任”，才能让司法机关精准打击犯罪，也让市场主体清晰划定行为边界。本文将围绕高利转贷罪的立案标准展开系统解析，从法律基础到具体要件，从司法认定难点到典型场景，逐层揭开这一罪名的“立案密码”。

一、高利转贷罪的法律基础与立法逻辑

（一）高利转贷罪的立法背景与规范目的

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其发放需基于对借款人信用、用途、还款能力的严格审核，本质上是“低成本公共资金”的定向配置。然而，实践中部分主体利用金融机构与资金需求方之间的信息差，通过虚构贷款用途、伪造财务数据等手段套取低息信贷资金，再以远高于原贷款利率转贷他人，赚取利差。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信贷资金“专款专用”原则，导致金融机构无法准确评估风险，更让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微企业被迫承担更高融资成本，破坏金融市场公平性。

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时首次增设高利转贷罪，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刑事手段遏制资金“空转套利”，保障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此后，随着金融市场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1年、2010年、2022年三次修订《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不断细化立案标准，既避免“打击过度”又防止“有罪不究”，体现了立法与司法对金融实践的动态回应。

（二）高利转贷罪的构成要件概述

根据《刑法》第175条规定，高利转贷罪是指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其构成要件可拆解为四部分：

一是主观要件：行为人须具有“转贷牟利”的直接故意，即从套取信贷资金时起，就明知将用于转贷并追求非法利润；

二是行为要件：包含“套取信贷资金”和“高利转贷”两个连续行为，二者缺一不可；

三是对象要件：犯罪对象必须是“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即银行等金融机构基于信用发放的贷款；

四是结果要件：违法所得须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或虽未达标但存在其他严重情节（如多次转贷、造成金融机构重大损失等）。

这四个要件共同构成了立案标准的“底层逻辑”，后续具体标准均围绕此展开。

二、高利转贷罪立案标准的核心要素解析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认定标准

“套取”是高利转贷罪的起始行为，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多的环节。所谓“套取”，是指行为人通过虚构贷款用途、隐瞒真实资金流向、提供虚假财务报表或担保材料等手段，欺骗金融机构获取信贷资金。其本质是对金融机构的“欺诈性获取”，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不按申请用途使用资金”的主观故意。

例如，张某向银行申请“小微企业经营贷款”，提供了伪造的购销合同和纳税证明，银行基于这些材料发放了100万元低息贷款。但张某实际将资金用于转借他人，这显然属于“套取”。反之，若借款人如实告知贷款用途，取得资金后因客观原因改变用途（如原项目取消），再转贷他人，则不构成“套取”——因为缺乏欺骗金融机构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判断“套取”需结合三方面证据：其一，贷款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如合同是否虚构、财务数据是否伪造）；其二，资金实际流向与申请用途的一致性（可通过银行流水、转账凭证证明）；其三，行为人对资金用途变更的主观认知（如是否曾向金融机构报备、是否有逃避监管的行为）。

（二）“高利转贷”中“高利”的界定标准

“高利”是区分一般借贷与犯罪的关键。根据《立案追诉标准（二）》及司法实践，“高利”并非绝对的利率数值，而是相对于金融机构原贷款利率的“差额”。具体而言，只要转贷利率明显高于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即可认定为“高利”。

例如，某银行向企业发放的1年期贷款年利率为4%，行为人转贷给他人的年利率为15%，二者利差达11个百分点，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应认定为“高利”。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需以实际获取贷款时的利率为准，若贷款合同约定浮动利率，则以实际执行利率计算。

司法实践中曾存在争议：是否需达到“超过LPR四倍”（民间高利贷标准）？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例明确，高利转贷罪的“高利”标准不同于民间借贷的“高利贷”，前者更关注“套取信贷资金转贷牟利”的行为本质，后者侧重保护民间借贷中的弱势方。因此，即使转贷利率未超过LPR四倍，只要明显高于原贷款利率且违法所得达标，仍可能构成犯罪。

（三）“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具体标准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是立案的核心量化标准。根据2022年修订的《立案追诉标准（二）》第二十六条规定，高利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