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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在古代判牍文本结构化中的新应用

引言

古代判牍作为中华法系的核心文献载体，是研究传统法律制度、社会伦理与基层治理的“活化石”。从秦汉简牍中的“爰书”到明清《刑案汇览》，历代判牍以文字形式记录了案件审理的完整过程，涵盖当事人陈述、证据采信、法律适用与判决结果等关键信息。然而，这些珍贵文本多以非结构化形态散存于古籍文献中，传统研究依赖人工摘录与经验归纳，面临效率低下、标准不一、深度不足等瓶颈。近年来，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这一困境提供了突破性解决方案——通过文本分类、命名实体识别、关系抽取等技术，可将离散的判牍内容转化为结构化数据，构建知识图谱与事件链，不仅提升研究效率，更能揭示传统法律实践中的隐性规律。本文将围绕自然语言处理在古代判牍文本结构化中的应用路径、实践价值与未来方向展开深入探讨。

一、古代判牍文本结构化的传统困境与新需求

（一）传统处理方式的三重局限

古代判牍的非结构化特征，使得传统研究长期面临“整理难、分析难、利用难”的三重挑战。首先，人工整理效率低下。以明清判牍为例，单篇文本常包含数百至数千字，需逐句阅读并摘录当事人姓名、案件类型、涉及律条、刑罚结果等信息。一名研究者每日仅能处理10-20篇，面对数万篇存世判牍，整理周期往往跨越数年甚至更久。其次，标准不统一导致数据质量参差。不同研究者对“关键信息”的界定存在差异：有的侧重法律术语提取，有的关注社会关系分析，这种主观性使得整理成果难以横向对比，限制了跨研究的协同应用。最后，深度分析能力不足。传统方法依赖人工归纳，难以处理大规模文本中的复杂关联，例如“某类案件在不同朝代的刑罚变化趋势”“特定地域民间纠纷的高频类型”等问题，需遍历海量文本并统计关联数据，人工操作几乎无法实现。

（二）数字化时代的结构化新需求

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对古代判牍的利用已从“单篇解读”转向“整体透视”，结构化需求呈现三个新特征：一是数据化研究需求。研究者需要将判牍中的离散信息转化为可计算的结构化数据（如案件类型、当事人身份、判决依据等字段），通过统计分析揭示法律实践的宏观规律。例如，通过统计“清代土地纠纷案件中女性当事人占比”，可反映当时女性财产权的实际状况。二是跨文本对比需求。判牍文本常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需对比不同时期、地域或法官的判决逻辑，这要求将分散于各篇的“法律依据”“情理考量”等要素标准化提取，形成可对比的数据集。三是智能检索需求。传统检索依赖关键词匹配，难以处理“查找所有涉及‘典妻’行为且判决结果为‘离异’的案件”等复杂查询，结构化数据可支持多维度组合检索，大幅提升信息获取效率。

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判牍结构化中的核心应用路径

（一）基础层：古汉语分词与文本标准化

古代判牍的语言特征与现代汉语差异显著，是NLP技术应用的首要挑战。古汉语存在大量通假字（如“县”通“悬”）、古今异义词（如“妻子”指“妻子和子女”）、法律术语（如“保辜”“秋审”），传统分词工具难以准确切分。为此，需构建针对判牍的专用分词模型：首先，基于《大清律例》《唐律疏议》等法律典籍与现存判牍语料，建立包含2万-3万条法律术语、古汉语词汇的领域词典；其次，采用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BiLSTM）结合条件随机场（CRF）的混合模型，通过标注语料训练分词能力，重点优化“法律术语+普通词汇”的边界识别（如“依《户律》应杖六十”需正确切分为“依/《户律》/应/杖六十”）。以某高校古籍整理团队的实践为例，经古汉语分词模型处理后，判牍文本的分词准确率从传统工具的68%提升至89%，为后续结构化奠定了基础。

（二）关键层：命名实体识别与关系抽取

命名实体识别（NER）是判牍结构化的核心环节，目标是从文本中提取具有特定意义的实体，主要包括四类：一是人物实体（原告、被告、证人、主审官员等）；二是法律实体（涉及律条如“《刑律·斗殴》”、刑罚如“笞三十”“徒一年”）；三是时间实体（“某年月日”“秋审时”）；四是事件实体（“争田”“殴伤”“逃婚”等案件事由）。例如，对“某年月日，张某以李某侵占其祖田为由，赴某县控告，知县王某审得：李某确占田三亩，依《户律·田宅》，判还田并笞二十”一段，需识别出人物实体（张某、李某、王某）、法律实体（《户律·田宅》、笞二十）、时间实体（某年月日）、事件实体（侵占祖田）。

在关系抽取层面，需挖掘实体间的逻辑关联，主要包括三类关系：一是行为关系（如“张某控告李某”中的“控告”关系）；二是依据关系（如“依《户律·田宅》判决”中的“法律依据”关系）；三是结果关系（如“判还田并笞二十”中的“判决结果”关系）。通过卷积神经网络（CNN）或预训练模型（如针对古汉语优化的BERT-Chinese），可自动提取这些关系，将离散实体串联为“事件链”。例如，上述文本可结构化输出为：{当事人：张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