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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管理下劳动过程控制权的法律属性重构

引言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正在重构劳动过程的组织与管理模式。从外卖骑手的接单派单、网约车司机的路线规划，到电商客服的响应时效控制，算法已从辅助管理工具演变为劳动过程的核心控制手段。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互动方式，更对传统劳动法中“劳动过程控制权”的法律属性提出了挑战。传统理论中，劳动过程控制权被视为雇主对劳动者进行指挥、监督的权利，是认定劳动关系、分配权利义务的核心依据。但在算法管理场景下，控制主体从“具体的人”变为“抽象的代码”，控制方式从“直接指令”变为“数据驱动”，控制边界从“明确可感”变为“模糊隐蔽”。这种变革使得传统法律属性的解释力逐渐弱化，劳动者权益保护出现制度真空。本文将围绕算法管理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冲击展开分析，探讨其法律属性重构的必要性与具体路径。

一、传统劳动过程控制权的法律属性及其理论基础

劳动过程控制权是劳动法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其法律属性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范围与程度。在工业经济时代，这一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围绕“从属性”理论展开。

（一）传统控制权的法律定位：从属性理论的核心要素

传统劳动法理论认为，劳动关系区别于民事关系的关键在于“从属性”，而劳动过程控制权正是从属性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从属性包含三个维度：其一为“人格从属性”，即劳动者需服从雇主的工作指令，在工作时间、地点、方式等方面受雇主支配；其二为“经济从属性”，劳动者依赖雇主提供的生产资料完成劳动，劳动成果主要归属于雇主，收入来源于雇主支付的报酬；其三为“组织从属性”，劳动者被纳入雇主的生产组织体系，成为企业经营链条中的一环。这三个维度的从属性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雇主对劳动过程的实际控制。例如，工厂中的工人需按照车间主任的排班表工作，操作流程需遵循企业制定的规程，工作成果需经质检部门验收，这些都是雇主通过直接的、可见的方式行使劳动过程控制权的典型表现。

（二）传统控制权的制度功能：权益分配与责任划分的基准

在法律实践中，劳动过程控制权的认定具有双重制度功能。一方面，它是判断劳动者是否应受劳动法保护的“门槛标准”。只有被认定为与雇主存在劳动过程控制关系的劳动者，才能享有最低工资、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法定权益；反之，若双方关系被界定为平等主体间的民事合作（如承揽、居间），则劳动者只能通过合同法主张权利，保护力度显著降低。另一方面，它是划分劳资双方责任的重要依据。当劳动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产品质量问题或违约行为时，控制权的归属直接决定责任主体——雇主因控制劳动过程而需对劳动者的职务行为承担责任，劳动者则因受控制而仅在重大过失范围内担责。例如，传统制造业中，工人因操作机器受伤，雇主需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其法理基础即在于雇主对机器操作流程的控制权。

二、算法管理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解构与冲击

算法管理的本质是通过数据采集、分析与算法模型，将劳动过程的关键环节（如任务分配、绩效评价、奖惩规则）转化为代码指令，实现管理的自动化与标准化。这种管理模式的普及，使得传统劳动过程控制权的主体、方式与边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一）控制主体的“去人格化”：从“具体雇主”到“抽象系统”

在传统模式中，劳动过程的控制主体是明确的、可识别的自然人或组织（如车间主管、企业管理层），劳动者能够清晰感知控制者的存在并与之互动。但在算法管理场景下，控制主体呈现“去人格化”特征。以某外卖平台为例，骑手的接单规则由后台算法根据用户位置、订单密度、骑手实时位置等数据自动生成，派单逻辑、奖励机制甚至处罚标准均由代码设定，一线管理人员（如区域经理）仅负责执行算法输出的结果，而非主动制定规则。这种情况下，劳动者面对的不再是“具体的管理者”，而是“看不见的算法系统”，控制主体从“有血有肉的人”变为“无情感的代码集合”，传统理论中“雇主控制”的主体要件被弱化。

（二）控制方式的“技术隐蔽性”：从“直接指令”到“数据约束”

传统劳动过程控制主要通过“面对面”的指令实现，如上级向下级布置任务、监督工作进度、纠正操作偏差等，控制行为具有明确的可感知性与可追溯性。而算法管理的控制方式更具技术隐蔽性：一方面，算法通过实时采集劳动者的位置、速度、接单量等数据，动态调整对劳动者的约束条件（如缩短配送时间、提高接单率要求）；另一方面，算法将奖惩规则嵌入任务流程中，劳动者若想获得更高收入，必须主动适应算法设定的“最优路径”（如选择系统推荐的路线、接受更多顺路订单）。这种控制不是通过“你必须这样做”的指令，而是通过“这样做能获得更多收益”的激励实现的，表面上看劳动者拥有“自主选择”的空间，实质上却被算法设定的规则框定了行为边界。例如，某网约车平台曾被曝光通过算法“诱导”司机多跑长途：系统会优先向在线时长超过8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