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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管理下的劳动过程控制

引言

当外卖骑手的手机屏幕跳出“剩余12分钟送达”的提示时，当网约车司机的接单界面因“服务分下降”而减少派单时，当工厂流水线工人的操作节奏被设备传感器实时监测并调整时，一种新型的劳动控制方式正在数字技术的土壤中悄然生长——算法管理。这种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时计算技术的管理模式，正在重塑传统劳动过程的权力结构与控制逻辑。从工业时代的科层制管理到数字时代的算法管理，劳动控制的工具从“看得见的手”（管理者指令）演变为“看不见的代码”（算法规则），劳动者的行为、效率甚至情绪都被纳入算法的精密计算中。本文将围绕算法管理如何介入劳动过程、具体控制机制及其社会影响展开探讨，试图揭示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控制的新形态与深层逻辑。

一、算法管理：劳动控制的技术转型

（一）传统劳动控制的局限与数字技术的突破

工业革命以来，劳动控制理论经历了从“泰勒制”到“福特制”的演变。泰勒制通过动作分解和标准化操作提升效率，福特制则以流水线生产强化流程控制，两者的核心都是通过“人-机”关系的优化实现对劳动者的物理约束。但传统控制方式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科层制管理依赖多层级的人工监督，信息传递效率低且易受主观因素干扰；另一方面，标准化操作难以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需求，尤其在服务业、零工经济等领域，传统控制模式的“刚性”与劳动过程的“柔性”形成矛盾。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突破这些局限提供了可能。大数据技术可以实时采集劳动者的位置、动作、订单量等多维度数据；人工智能算法能够通过机器学习优化任务分配逻辑；物联网传感器则将劳动者的操作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数字信号。例如，某外卖平台通过收集骑手的历史配送时间、区域订单密度、道路拥堵数据等，形成动态调整的派单算法；某制造业企业利用设备传感器监测工人的操作速度与精准度，算法会自动提示“当前工位效率低于均值3%”。这些技术手段使劳动控制从“事后监管”转向“全程干预”，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形成了更高效、更隐蔽的控制体系。

（二）算法管理的本质：数据化的权力重构

与传统管理方式不同，算法管理的核心是“数据-算法-权力”的三角关系。数据是原材料，算法是加工工具，最终形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隐性控制权力。在传统工厂中，工头通过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决定工人的绩效；而在算法管理下，劳动者的每一次点击（如接单）、每一次移动（如骑手定位）、每一次操作（如流水线按键）都会被转化为数据，这些数据经过算法分析后，反过来定义劳动者的“合格标准”。例如，网约车司机的“服务分”由乘客评价、接单响应时间、行驶路线合规性等数据综合计算而来，分数直接决定其接单优先级；外卖骑手的“准时率”不仅影响收入，还可能触发系统的“派单惩罚”（如减少优质订单）。

这种权力重构的隐蔽性在于，算法规则往往以“客观、公平”的面目出现。平台企业常宣称“算法是基于大数据的最优解”“评分机制不针对任何个人”，但实际上，算法的设计逻辑（如权重设置、阈值选择）隐含了管理者的价值偏好。例如，某些平台为提升整体效率，会在算法中提高“接单响应速度”的权重，导致司机为抢单而忽视安全；或在骑手的配送时间计算中，仅考虑“理论最短路径”而忽略实际交通状况，迫使骑手因“系统设定”而冒险闯红灯。这种“技术中立”的表象下，是管理者通过算法间接施加的控制权力。

二、算法控制的具体机制：从任务分配到行为塑造

（一）任务分配的“精准化”：算法如何决定劳动机会

任务分配是劳动过程的起点，算法在此环节的控制体现为“机会分配权”的掌握。以零工经济为例，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跑腿平台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匹配供需”，但这种匹配并非完全中立。算法会根据劳动者的历史数据（如准时率、好评率）、当前状态（如位置、在线时长）、区域需求（如订单密度）等因素，动态计算每个劳动者的“优先级”，从而决定其能否获得高收益任务。

例如，某外卖平台的派单算法包含“骑手画像”模块：系统会为每个骑手建立数据档案，记录其在早高峰、晚高峰、雨天等不同场景下的配送效率，甚至细化到“从A小区到B商场的平均时间”。当新订单生成时，算法会在半径3公里内筛选符合“配送能力”的骑手，优先分配给“历史准时率98%以上”“当前位置距离订单终点最近”的骑手。这种看似“最优匹配”的机制，实则通过数据标签将劳动者分为“优质”“普通”“低效”等级别，间接形成“多劳未必多得，优劳才能优得”的竞争压力。对劳动者而言，为了获得更多优质订单，必须主动调整行为——比如提前到热门区域“蹲点”、牺牲休息时间保持在线、甚至接受系统派的“顺路单”（即使利润较低）。

（二）效率监控的“实时化”：算法如何压缩劳动时间

如果说任务分配是“入口控制”，那么效率监控则是“过程控制”。算法通过实时采集数据，将劳动过程拆解为可量化的“时间颗粒度”，并设定“效率基线”要求劳动者达标。以物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