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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数据产权的劳动法视角

引言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平台经济已成为驱动社会生产生活变革的重要力量。从外卖配送、网约车出行到在线教育、直播电商，各类平台通过整合资源、连接供需，构建起全新的经济生态。而在这一生态中，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其价值日益凸显——用户行为数据、交易记录、服务轨迹等，不仅是平台优化算法、提升效率的基础，更逐渐演变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数字资产”。然而，当我们聚焦数据产权这一关键问题时，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群体浮出水面：那些在平台经济中提供劳动服务的从业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客服等，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持续生成数据，却往往在数据权益分配中“失语”。从劳动法视角重新审视平台数据产权，本质上是探讨劳动者在数据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如何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其劳动成果的合理分享。这不仅关乎个体权益的公平保护，更影响着平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

一、平台数据的劳动属性：从生产要素到劳动成果的再认知

（一）平台数据的生成本质：劳动者的“劳动凝结”

平台数据的产生并非凭空而来，其背后是劳动者具体的劳动行为。以最常见的外卖配送场景为例，骑手每一次接单、取餐、配送的过程，都会生成包含时间戳、地理位置、行进路线、客户评价等信息的数据流；网约车司机的行驶轨迹、等待时长、乘客评分同样构成了平台算法优化的关键数据；电商客服与消费者的对话记录、问题处理效率，更是平台分析用户需求、改进服务流程的核心资源。这些数据并非平台技术系统的“自动生成物”，而是劳动者在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通过体力与脑力的付出，将自身劳动转化为可记录、可分析的数字化成果。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这些数据中凝结了劳动者的无差别劳动，具备“劳动产品”的本质属性。

（二）数据价值的实现依赖：劳动者的持续投入

平台数据的经济价值并非静态存在，而是通过劳动者的持续劳动不断被激活与放大。例如，某外卖平台通过分析骑手的配送路线数据，优化派单算法，缩短平均配送时间，这一优化结果又会反哺到骑手的实际工作中——更合理的派单减少了无效等待，提升了配送效率，进而生成更精准的时效数据。这种“数据生成—算法优化—劳动效率提升—数据再生成”的循环，本质上是劳动者劳动与数据价值的双向赋能。若离开劳动者的日常劳动，平台数据将失去更新的源头，其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也将逐渐衰减。因此，平台数据的价值实现，始终以劳动者的劳动投入为基础。

（三）劳动与数据的绑定特征：人格属性与财产属性的交织

平台劳动者生成的数据往往兼具人格属性与财产属性。一方面，部分数据直接关联劳动者的个人特征，如骑手的健康状态、司机的驾驶习惯、客服的沟通风格，这些信息虽经脱敏处理，仍隐含着劳动者的个体劳动特征；另一方面，数据的财产属性体现在其能够为平台带来经济收益——通过数据挖掘，平台可以精准匹配供需、降低运营成本、开发增值服务，这些收益的实现与劳动者的数据贡献密不可分。这种双重属性使得平台数据产权的界定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财产权，而需特别关注劳动者在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上的双重需求。

二、数据产权归属的现实困境：劳动者参与权的制度性缺失

（一）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产权界定：劳动者的“隐性缺席”

当前，我国涉及数据产权的法律主要集中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但这些法律对平台数据产权的规定多聚焦于“用户—平台”或“企业—企业”的关系，对“劳动者—平台”这一关键关系缺乏明确规范。例如，《数据安全法》强调数据处理者的安全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侧重用户对个人信息的控制，但劳动者在职务行为中生成的非个人信息类数据（如配送路线、服务时长）的归属，法律并未作出专门规定。实践中，平台往往通过格式条款主张对所有平台数据的“所有权”，而劳动者因缺乏法律依据，难以对数据权益提出有效主张，形成了“数据由劳动者生成，权益由平台独占”的失衡格局。

（二）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灵活就业者的权益“悬空”

平台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灵活就业模式的广泛应用，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从业者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常被界定为“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这种认定直接影响了劳动者在数据权益分配中的地位——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便无法基于劳动法主张与劳动相关的权益，包括数据权益。例如，某外卖平台与骑手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骑手自行承担数据生成的相关责任，平台对数据享有完全处置权”，而骑手因未被认定为劳动者，难以通过劳动仲裁或诉讼途径挑战这一条款的合法性。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模式，使得劳动者在数据权益分配中处于“非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权益保护缺乏基础支撑。

（三）数据权益分配的实践偏差：劳动贡献与收益的割裂

即使部分平台承认劳动者在数据生成中的作用，其权益分配机制仍存在显著偏差。例如，某些平台将数据收益以“绩效奖励”的形式反馈给劳动者，但这种奖励具有随意性和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