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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考研练习题及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25分）

1.媒介化社会

指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媒介从信息传递工具演变为社会运行的基础结构，深度嵌入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特征包括：媒介逻辑（如算法推荐、流量至上）对社会规则的重构，社会关系的数字化中介化（如社交媒体成为主要社交场景），以及个体认知与行为模式的媒介化塑造（如通过短视频获取知识）。例如，疫情期间“健康码”作为媒介化社会的典型产物，既承载信息功能，又成为社会管理的基础设施。

2.算法权力

指算法通过数据收集、分析与决策，对用户行为、信息流动乃至社会资源分配产生的支配性力量。其运行机制包括：数据训练形成的算法黑箱（如推荐算法的不透明性），对用户偏好的精准预测与引导（如电商平台的“猜你喜欢”），以及对公共议程的隐性控制（如热搜榜单的算法排序影响舆论焦点）。算法权力的特殊性在于，它以技术中立性为伪装，实则可能加剧信息茧房、强化社会偏见（如性别或阶层歧视的算法偏差）。

3.沉浸式新闻

基于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通过构建多感官交互的叙事环境，让用户“在场”体验新闻事件的新型报道形式。其核心在于突破传统线性叙事，赋予用户视角选择与交互参与权（如用户可自主移动视角观察事故现场）。例如，《纽约时报》的VR新闻《流离失所》通过180度全景视频，让用户“置身”叙利亚难民的生活场景，增强情感共鸣。但沉浸式新闻也面临伦理争议，如过度渲染苦难可能导致“共情疲劳”，或技术依赖削弱文字报道的深度。

4.国际传播能力

国家通过媒介手段向国际社会传递价值理念、塑造国家形象的综合能力，包含内容生产、渠道覆盖、话语转化、效果评估等维度。其核心要求是“讲好中国故事”，需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中，除官方表述外，还需通过民间视角（如海外中资企业员工的个人故事）、跨文化叙事（如用当地受众熟悉的“合作共赢”话语替代“中国模式输出”）提升传播效能。

5.情感劳动

指劳动者在职业场景中通过管理自身情绪、调动受众情感以完成工作目标的劳动形式，在新闻传播领域表现为记者对采访对象情绪的引导、主持人对观众情感的调动，以及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对用户情绪的精准触发（如制造“共鸣感”或“愤怒感”）。情感劳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维系传播效果的必要手段（如民生新闻记者通过共情提升报道感染力）；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劳动者情绪耗竭（如长期报道灾难新闻的记者出现职业倦怠）。

二、简答题（每题15分，共60分）

1.智能传播时代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挑战：

（1）技术赋权与专业权威消解。算法推荐导致“流量即真理”，用户偏好取代新闻价值成为内容筛选标准（如某些平台为博眼球传播虚假信息）；

（2）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快速生成标准化新闻（如体育赛事简讯），但可能忽略深度调查与人文关怀；

（3）客观性原则的冲击。算法的“信息茧房”强化用户偏见，记者若迎合受众可能偏离中立立场（如部分媒体为迎合民族主义情绪夸大国际冲突）。

应对：

（1）重构专业价值内核。从“内容生产者”转向“意义阐释者”，强化深度报道、调查新闻的不可替代性（如《南方周末》的“深度特稿”仍保持高公信力）；

（2）技术赋能而非技术依赖。利用AI提升信息核查效率（如用大数据工具验证信源真实性），但保留人工编辑对内容价值的最终判断；

（3）建立“公共性”导向的评价体系。联合平台推出“优质内容激励计划”，以社会价值（如推动政策改进、促进公众理解）而非流量作为考核标准（如“学习强国”平台对深度解读类内容的倾斜）。

2.跨文化传播中“他者化”现象的表现及消解路径

表现：

（1）刻板印象的建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常聚焦“威权”“不自由”等标签（如《纽约时报》对中国疫情防控的片面解读），将中国塑造为“异质他者”；

（2）话语权力的失衡。国际传播中英语占主导地位，非英语国家的声音常被转译或过滤（如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需通过英文期刊才能进入国际视野）；

（3）文化符号的误读。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龙”）被西方简化为“危险”象征，缺乏语境化阐释（如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对“孝道”的西方化改编）。

消解路径：

（1）“在地化”叙事。针对目标国受众，采用“共同经验”切入（如在中东传播时强调“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联系）；

（2）多元主体参与。鼓励非官方主体（如留学生、海外华人群体）发声，通过个人故事传递真实中国（如B站UP主“雨哥到处跑”用vlog记录新疆普通人生活）；

（3）话语体系创新。提炼“全人类共同价值”（如和平、发展、公平）作为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