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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赠与瑕疵争议

引言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基于情感维系、家庭管理或外部社交需求，常发生财产赠与行为。小到日常首饰、衣物的赠送，大到房产、存款的转移，这些赠与行为本是婚姻生活的常见场景。然而，当赠与行为存在“瑕疵”——如处分权受限、意思表示不真实、客体权属不清等问题时，往往引发夫妻间、夫妻与第三人之间的权益纠纷。从司法实践看，此类争议不仅涉及《民法典》中赠与合同、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更与婚姻家庭关系的伦理性、财产处分的特殊性紧密交织。本文将围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赠与瑕疵争议”展开，通过分析瑕疵类型、法律认定难点及典型场景，探讨争议解决的实践路径。

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赠与瑕疵的类型与表现

婚姻中的赠与行为与普通民事赠与不同，其特殊性在于赠与人与受赠人可能存在身份关联（如夫妻、亲属、婚外第三人），且赠与财产多为夫妻共同财产或一方个人财产。当赠与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生效要件时，即构成“瑕疵”。根据瑕疵产生的原因，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主体瑕疵：处分权受限的赠与

夫妻共同财产制是我国法定财产制的核心（《民法典》第1062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另有约定外，工资、生产经营收益等财产属夫妻共同共有。这意味着，任何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时，需与另一方协商一致。若一方擅自以“赠与人”身份处分共同财产，即构成主体瑕疵。例如，丈夫将夫妻共同存款50万元赠与婚外第三人，其处分行为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且未取得妻子同意，此时丈夫作为“赠与人”的主体资格存在瑕疵——因其无权单独处分全部共同财产。

主体瑕疵还可能出现在受赠人身份特殊的场景中。如夫妻一方将财产赠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若未考虑子女的真实需求或赠与行为损害子女利益（如将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后恶意转移），受赠人虽具备法律主体资格，但赠与行为可能因“损害被监护人利益”（《民法典》第35条）被认定为瑕疵。

（二）客体瑕疵：权属不清或违法的赠与财产

赠与的客体需为赠与人合法所有且可流通的财产。婚姻关系中，常见的客体瑕疵包括两类：

其一，财产权属存在争议。例如，夫妻共同居住的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但实际为夫妻共同财产（因购房款来源于共同存款）。若登记方未经配偶同意将房屋赠与他人，表面上赠与人是登记权利人，实则客体（房屋）的真实权属为共同共有，导致赠与客体存在“隐性共有”瑕疵。

其二，财产性质违法或违反公序良俗。如夫妻一方将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财产（如赌资、赃款）赠与他人，或赠与“青春损失费”“分手费”等违反公序良俗的财产，此时赠与客体本身不具备合法性，导致赠与行为自始无效。

（三）意思表示瑕疵：非真实意愿的赠与

民事法律行为生效需以“意思表示真实”为要件（《民法典》第143条）。婚姻关系中，因情感依赖、胁迫或重大误解引发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是赠与瑕疵的常见类型。例如，妻子因丈夫以“不赠与就离婚”相威胁，被迫将个人房产赠与丈夫；或丈夫误以为某幅字画是普通装饰品，将其赠与朋友，实则该字画为祖传文物价值百万。前者属“胁迫”导致的意思表示瑕疵，后者属“重大误解”导致的瑕疵。此类瑕疵的关键在于，赠与人的真实意愿与外在表示不一致，且这种不一致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如情感约束、信息不对称）密切相关。

二、赠与瑕疵争议的法律认定难点

婚姻中的赠与瑕疵争议，本质是“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交织下的法律适用难题。司法实践中，以下三方面认定难点尤为突出：

（一）共同财产处分“必要性”的边界模糊

《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但“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问题在于，“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如何界定？例如，赠与子女大额教育基金、为配偶父母购买养老房产、向朋友赠送价值数万元的礼物，是否属于“日常生活需要”？

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结合家庭收入水平、当地生活习惯、赠与目的综合判断。如某家庭月收入2万元，丈夫赠与朋友1万元礼物，可能被认定为“超出日常需要”；若家庭月收入20万元，类似金额则可能被视为合理。但这种“个案判断”标准缺乏统一尺度，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赠与行为“伦理性”与“法律性”的冲突

婚姻中的赠与常带有情感维系目的，如结婚纪念日丈夫送妻子钻戒、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并明确表示“赠与”。当后续婚姻破裂或关系恶化时，赠与人可能以“赠与存在瑕疵”为由主张撤销。此时，法律需平衡“保护财产权益”与“尊重伦理习俗”。

例如，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若未明确是借款还是赠与，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9条，通常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现实中，许多父母基于传统观念，认为“为子女购房是帮助而非赠与”，若子女离婚，父母可能主张“赠与瑕疵”（如意思表示不真实）。此时，法律如何在保护老年人财产权益与维护婚姻中赠与行为的稳定性之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