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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关于防溺水安全知识心得体会（2篇）

（一）

蝉鸣声把六月的午后拖得漫长，我蹲在社区游泳馆的救生员岗位上，看着水面折射的光斑在瓷砖上晃动。这是我考取救生员资格证的第三个夏天，左手腕上那道浅褐色的疤痕却比任何证书都更让我警醒——三年前那个暴雨将至的傍晚，就是这只手差点把我拖进鬼门关。

那天我和三个发小偷偷溜到郊外的废弃采石场，浑浊的潭水在阴云下泛着青黑色。阿杰炫耀新买的防水手表，一步步往深水区走，直到水漫过胸口还在说笑。我当时蹲在岸边玩手机，突然听见“咕咚”一声闷响，再抬头时水面只剩一圈圈扩大的涟漪。后来我无数次在噩梦里重现那个瞬间：阿杰的手臂在水里胡乱拍打，像只被捞上岸的鱼，而我们三个吓得只会尖叫，谁都忘了课本里说的“不能手拉手施救”。

救护车赶到时，阿杰的嘴唇已经发紫。医生说再晚五分钟就回天乏术，他在ICU躺了整整一周。那段时间我总在夜里惊醒，摸到手腕上被碎石划破的伤口就忍不住发抖。后来社区组织防溺水宣讲，我才知道那个采石场的水下全是锋利的岩石断层，最深的地方有七米，比我们学校的游泳池深两倍还多。更可怕的是，我们四个当时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蛙泳，平时在泳池里扑腾的“狗刨式”，到了自然水域根本毫无用处。

去年夏天我在江边救起过一个七岁的男孩。他穿着蜘蛛侠泳衣，套着不合身的游泳圈，在浅滩追一只塑料瓶时被暗流卷走。我跳下去的时候，发现他的游泳圈卡在了水下的石缝里，孩子在水里像片树叶一样翻转。把他抱上岸时，他妈妈瘫坐在地上哭，手里还攥着没开封的防晒霜。那一刻我突然想起阿杰的妈妈，在医院走廊里把额头撞出青肿的样子。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家长低头刷手机的瞬间，孩子就消失在视线里；景区的“禁止野泳”警示牌旁，总有人带着充气玩具下水；短视频里那些“网红野泳地”，评论区全是“求定位”的年轻人。

上个月参加全市救生员培训，教官给我们看了段监控录像：某水库边，五个初中生手拉手救落水同伴，结果全部滑入深水区。最后只有两个被路人救起。屏幕上那些挣扎的手臂让我想起生物课上解剖青蛙时，它抽搐的后腿。原来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真的如此脆弱。现在每次值岗，我都会特别注意那些戴着耳机游泳的年轻人，还有抱着救生圈往深水区走的小孩。有次一个大叔嫌我啰嗦，说“我游了三十年泳还需要你教？”我没争辩，只是把手机里存的溺水事故统计数据给他看——去年全市溺亡者中，有62%是会游泳的成年人。

前几天整理救生装备，翻出阿杰送我的防水口哨。他现在在澳大利亚学海洋生物学，上个月视频时说正在研究潮汐对溺水事故的影响。我们都不再是那个敢在暴雨天去野泳的少年了。就像此刻泳池里那个戴着粉色泳帽的小女孩，她认真地跟着教练练习换气，小拳头攥着浮板，每一次抬头都像在向生命致敬。我摸了摸手腕上的疤痕，突然明白防溺水教育从来不是教会人游泳那么简单，它是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懂得生命里有比刺激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明天早上的朝阳，比如妈妈放在窗台的茉莉花，比如那些在岸边等你平安归来的人。

（二）

五月的安全教育周，我带着学生在操场画“防溺水生死线”。用白色石灰在地面画出1.5米宽的长条，模拟不同水域的危险区域：左边是“水草区”，用绿色布条缠绕树枝；中间是“漩涡区”，撒上银色反光纸；右边是“深水区”，用蓝色防水布铺出渐变效果。当孩子们站在线条边缘，看着脚下这些象征危险的符号时，我突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同样站在水边的自己。

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我们小镇的河堤决了口。我跟着父亲去给救灾部队送水，看见战士们手挽手在齐腰深的水里筑人墙。当时我不懂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坐船，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探测水下的暗坑。这个记忆在去年带学生参观防汛纪念馆时突然清晰起来——玻璃展柜里陈列着当年的救生衣，橙色的布料上还留着泥渍，旁边的说明牌写着：“1998年抗洪期间，共发生溺水事故37起，其中22人是会游泳的青壮年。”

现在的孩子们很难想象没有智能手机的夏天。我们小时候放学后常去村后的池塘摸鱼，把塑料泡沫绑在身上当救生圈。直到五年级那年，邻居家的小虎为了捞掉进水里的足球淹死了。我至今记得他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声，像把整个夏天都哭蔫了。后来学校在池塘边立了块木牌，用红漆写着“禁止游泳”，但不到半年就被调皮的孩子用石头砸烂了。

去年我在班级群做过调查，83%的家长认为“孩子会游泳就不会溺水”。这个数据让我彻夜难眠。其实每年溺水事故中，近半数是会游泳的人。我带学生做过一个实验：在泳池里模拟小腿抽筋，让会游泳的同学尝试单腿漂浮。结果发现，即使是校游泳队的队员，在突然抽筋时也有60%的人会慌乱呛水。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要在课堂上教“水母漂”——这种最基础的自救姿势，比任何泳姿都更能保命。

上个月去山区支教，发现那里的孩子几乎个个都会“野泳”。他们能踩着水横渡湍急的溪流，却不知道什么是“离岸流”。有个叫石头的男孩告诉我，他们把水库的漩涡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