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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用工模式的监管路径

引言

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卖行业已成为拉动就业的重要领域。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外卖骑手群体规模已突破千万，他们穿梭于城市街头，支撑起“即时配送”的民生服务网络。然而，与行业繁荣相伴的是用工模式的复杂演变——从早期的平台直营，到劳务派遣、第三方外包，再到当下广泛采用的“众包”模式，骑手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逐渐模糊，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在新就业形态下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管路径，既保障骑手的基本权益，又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现状分析、监管困境、路径构建三个维度展开探讨，以期为完善外卖骑手用工模式监管提供参考。

一、外卖骑手用工模式的现状与核心矛盾

（一）当前主流用工模式的类型与特征

外卖骑手用工模式的演变始终围绕“降低平台用工成本”与“灵活匹配配送需求”两大目标展开，目前已形成四类主流模式：

第一类是平台直营模式，即骑手与外卖平台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平台为其缴纳社保并提供固定工资、绩效奖金等保障。此类模式下骑手身份明确，权益保障最充分，但因人力成本较高，仅适用于订单稳定的核心区域，覆盖比例不足10%。

第二类是劳务派遣模式，平台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协议，由派遣公司招聘骑手并与之建立劳动关系，再将骑手“派遣”至平台从事配送工作。这种模式下，平台通过转移劳动关系降低了直接用工风险，但骑手的社保缴纳、工资发放由派遣公司负责，易出现“同工不同酬”“责任推诿”等问题。

第三类是第三方外包模式，平台将配送业务整体外包给第三方服务商（多为中小型配送公司），服务商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或合作协议。由于平台与服务商之间是商业合作关系，平台对骑手的管理介入较浅，服务商为压缩成本常采用“底薪+单量提成”的薪酬结构，骑手工作强度与收入的平衡更难保障。

第四类是众包模式，这是当前最普遍的模式——骑手通过平台注册成为“自由职业者”，与平台签订《用户协议》而非劳动合同，以“接单-配送-获得报酬”的方式完成交易。平台不承诺最低收入，不承担社保义务，骑手可自由选择接单时间，但需自行承担交通工具、意外风险等成本。据不完全统计，众包骑手占比已超过70%，成为用工模式的“主流”。

（二）用工模式演变引发的核心矛盾

用工模式的“去劳动关系化”趋势，虽为平台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但也引发了多重矛盾：

其一，劳动关系认定模糊。传统劳动法以“从属性”为核心认定劳动关系（即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服从工作安排、获取劳动报酬），但众包骑手的工作时间、接单数量、配送路线均有一定自主权，平台仅通过算法规则间接管理，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据某法院统计，近三年受理的骑手劳动争议案件中，75%的案件因“劳动关系不明确”被驳回或调解。

其二，社会保障缺失。除直营骑手外，劳务派遣、外包及众包骑手普遍未被纳入职工社保体系。以工伤保险为例，多数众包骑手仅能购买平台提供的“意外险”（保费从收入中扣除），其保障范围远小于工伤保险——意外险通常不覆盖职业病、非工作时间受伤等情形，且赔付标准较低。某骑手权益保障组织调研显示，超60%的骑手曾因交通事故、摔伤等获得的保险赔付不足医疗费用的30%。

其三，工作条件与权益失衡。平台通过算法系统对骑手进行“隐形管理”：从接单到送达的时间限制不断压缩（部分订单配送时长从最初的60分钟缩短至30分钟），超时将面临罚款；为提升配送效率，系统会自动派单，骑手若频繁拒单可能被限制接单权限。这种“算法压迫”导致骑手为赶时间闯红灯、逆行等现象频发，职业安全风险显著增加。

二、现有监管体系的困境与挑战

（一）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传统框架难以覆盖新就业形态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体系以“标准劳动关系”为基础构建，强调“用人单位-劳动者”的二元主体结构。而外卖骑手用工模式中，平台与骑手的关系更接近“平台-零工”的新型合作关系，既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也不同于完全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这种“中间形态”导致法律适用存在空白：

一方面，《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规无法直接适用于众包骑手，骑手难以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权益；另一方面，若将其视为“民事合作关系”，骑手又无法享受最低工资、加班工资、职业伤害保障等劳动权益。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使得监管部门在处理骑手权益纠纷时缺乏明确依据，常陷入“管不了”或“管过界”的两难境地。

（二）监管主体的分散性：多方责任难以厘清

外卖骑手权益保障涉及平台、第三方服务商、政府部门等多重主体，责任边界模糊导致监管效能低下：

平台作为用工需求的最终提出者，虽通过算法规则实际控制骑手的工作过程（如设定配送时长、派单规则、奖惩机制），却以“信息中介”自居，主张与骑手无劳动关系；第三方服务商作为直接招聘主体，因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常出现拖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