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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法律适用

引言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从随意丢弃的饮料瓶到坠落的花盆，从装修废料到未固定的广告牌，这些从高处坠落的物体如“空中炸弹”，轻则造成财产损失，重则直接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高层建筑日益增多，高空抛物引发的纠纷和诉讼呈上升趋势。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如何准确适用规则认定责任、平衡各方权益，既是司法实践的难点，也是回应民众对“头顶安全”关切的关键。本文围绕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法律适用展开，通过梳理立法演进、解析责任认定规则、探讨实践难点及解决路径，以期为完善法律适用提供参考。

一、立法演进：从模糊到清晰的规则构建

法律对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规范，经历了从原则性规定到具体规则、从争议频发到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一演进既反映了社会需求的变化，也体现了立法对公平正义的不断追求。

（一）早期法律的原则性应对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我国对高空抛物致害的法律规制主要依赖《民法通则》第126条关于“建筑物等设施致害责任”的规定。该条款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然而，这一条款针对的是“物的脱落、坠落”，而高空抛物是“人的主动抛掷行为”，二者在行为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物的自然或非人为脱离，后者是人的积极侵权行为。因此，早期司法实践中，对于无法查明具体侵权人的高空抛物案件，法院往往因缺乏直接法律依据，要么驳回原告诉求，要么依据公平原则酌定部分补偿，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

（二）《侵权责任法》的突破性探索

为回应社会需求，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87条首次对高空抛物致害责任作出专门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一规定的突破性在于，当无法查明具体侵权人时，通过“可能加害人补偿”的规则，为受害人提供了救济途径，避免其因无法举证而承担全部损害后果。但该条款也引发了广泛争议：一方面，“连坐式”补偿被质疑有违“责任自负”的基本法理，可能导致无辜者被迫担责；另一方面，“可能加害人”的范围如何界定、“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举证标准等问题缺乏细化规则，司法实践中操作难度大。

（三）《民法典》的系统性完善

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吸收了《侵权责任法》的实践经验，在第1254条对高空抛物致害责任进行了系统性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强化调查义务。明确“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是适用“可能加害人补偿”的前提，并强调“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将调查责任从受害人转移至公权力机关，解决了过去受害人因举证能力不足无法查明侵权人的困境。

其二，限制补偿范围。规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既保留了对受害人的救济，又通过追偿权设计，避免可能加害人承担终局责任，平衡了各方利益。

其三，明确物业责任。新增“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将物业纳入责任主体，通过强化其管理义务（如安装监控、设置警示标识、定期检查公共区域），从源头减少高空抛物发生。

从《民法通则》到《民法典》，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法律规则逐步从“模糊”走向“清晰”，既回应了“救济受害人”的现实需求，又兼顾了“责任自负”的法理基础，体现了立法对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二、责任认定：多元主体的归责逻辑

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法律适用，核心在于准确界定不同责任主体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根据《民法典》规定，责任主体主要包括直接侵权人、可能加害人（建筑物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三类，三者的归责逻辑各有侧重。

（一）直接侵权人的过错责任

直接侵权人是指实施高空抛物行为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其责任认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高空抛物案件中，受害人需证明以下要件：

行为人实施了抛掷物品或未尽管理义务导致物品坠落的行为（如未固定阳台花盆导致坠落）；

受害人遭受了损害（包括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物品坠落直接导致损害发生）；

行为人存在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如明知楼下有人仍抛掷物品，或应当预见物品可能坠落而未采取防护措施）。

若直接侵权人能够被查明，其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是“责任自负”原则的直接体现。例如，某住户为图方便从高楼抛下垃圾，砸中楼下行人致其重伤，经监控查明行为人后，该住户需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

（二）可能加害人的公平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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