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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布局GIS可视化分析

一、引言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是支撑国家持久抗战的经济命脉。这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内迁与重建，不仅改变了中国工业“沿海扎堆、内陆薄弱”的传统格局，更在西南、西北等地形成了新的工业体系。然而，传统历史研究多依赖文本记载与统计数据，难以直观呈现工业分布的空间特征、动态演变及背后的地理逻辑。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引入，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路径——通过将企业位置、行业类型、产能规模等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结合可视化工具动态展示工业布局的“时空图谱”，既能还原历史场景的真实空间形态，又能揭示自然地理、交通网络、政策导向等因素对工业选址的综合影响。本文以GIS可视化分析为工具，系统性解构抗战大后方工业布局的内在规律，为理解战时经济动员与区域发展提供新视角。

二、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布局的历史背景与数据基础

（一）大后方工业的形成与发展脉络

“大后方”通常指抗战时期未被日军直接占领的西南、西北地区，核心范围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省份。抗战前，中国工业90%集中于东部沿海，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占据全国70%以上的工业产能。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避免工业设施落入敌手，国民政府启动大规模工业内迁计划：从上海、江苏、浙江等沦陷区迁出机器设备12万余吨，技术工人约2万人，涉及机械、纺织、化工、冶金等关键行业。这些内迁企业与大后方原有小型工厂（多为手工工场）融合，推动了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带崛起。至抗战中后期，大后方工业企业数量较战前增长10倍以上，基本形成涵盖能源、机械、纺织、食品等门类的工业体系，成为支撑前线武器生产、民生供给的核心基地。

（二）GIS分析的基础数据来源与处理

要实现工业布局的可视化，首先需构建可靠的空间数据库。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历史档案，如国民政府经济部《战时工业统计》《后方工业概况》等文献，详细记录了企业名称、地址、成立时间、主要产品、员工数量等信息；二是地方志与行业志，如《四川省志·工业志》《昆明市志·经济卷》等，补充了部分中小型企业的地理分布；三是历史地图，包括1940年代绘制的《大后方交通图》《主要工业区分布图》等，为企业位置的空间定位提供参考。

数据处理需经过三个关键步骤：其一，坐标转换。历史文献中的地址多为旧地名（如“重庆朝天门码头附近”“成都东门外牛市口”），需结合现代地图与历史地名对照表，将其转换为GIS可用的经纬度坐标。例如，通过比对《重庆市志·地理志》中“朝天门”的现代坐标（约106.58°E，29.57°N），确定相关企业的空间位置。其二，属性分类。将企业按行业分为重工业（机械、冶金、化工）、轻工业（纺织、食品、造纸）、能源工业（煤矿、电力）等类别，并赋予产能规模（以年产值或设备数量为参考）、时间分期（内迁初期1937-1940年、稳定发展期1941-1945年）等属性。其三，数据校验。通过交叉比对不同来源资料（如某纺织厂在《经济部统计》中记载的地址与《成都市志》中“东门纱厂街”的记录是否一致），修正错误或模糊信息，确保空间数据的准确性。

三、GIS可视化方法在工业布局分析中的应用路径

（一）可视化工具与核心功能选择

本研究采用ArcGISPro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其强大的空间分析与可视化功能能满足多维度需求：一是空间定位，通过点要素（代表单个企业）、面要素（代表工业区）在地图上标注工业分布；二是叠加分析，将工业点数据与地形、交通、矿产等基础地理数据叠加，揭示空间关联；三是时间滑块功能，通过动态展示不同年份的工业分布，呈现内迁与发展的时间序列特征；四是符号化表达，利用颜色（区分行业）、大小（表示规模）、透明度（反映时间先后）等视觉变量，增强信息传递效率。

（二）可视化分析的技术流程

数据导入与坐标系设定：将处理后的企业坐标数据（Excel表格）导入ArcGIS，转换为点要素图层；同时加载大后方区域的基础地理数据（DEM数字高程模型、河流湖泊分布、主要交通线等）作为底图，统一采用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确保空间数据的一致性。

符号化与分类显示：针对行业属性，设定重工业为红色圆形符号、轻工业为蓝色圆形符号、能源工业为黄色圆形符号；规模属性通过符号大小控制（年产值500万元以上为直径8mm，100-500万元为5mm，100万元以下为3mm）；时间属性通过透明度调节（1937-1940年内迁企业透明度30%，1941年后新建企业透明度80%），形成“行业-规模-时间”三维信息叠加的可视化效果。

空间分析模型构建：运用缓冲区分析，以主要交通线（如川黔公路、滇缅公路）为中心生成5公里缓冲区，统计缓冲区内外的工业企业数量，分析交通对工业选址的影响；通过热点分析（Getis-OrdGi*统计）识别工业高度聚集的“热点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