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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殖民视角看林语堂英文写作中的东方主义话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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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林语堂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家，其英文写作成就与争议并存。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或将其誉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或将其贬为迎合西方趣味的媚俗文人。本文旨在超越这种简单的褒贬二元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特别是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视角，对林语堂英文写作中的话语策略进行一次系统的、批判性的重估。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细读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对其代表作《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等核心文本的深度剖析，来揭示林语堂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既挪用、又重构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东方主义”想象。研究发现，林语堂的话语策略具有深刻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一方面，他通过构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充满闲情逸致与哲学智慧的、非政治化的“古典中国”形象，有效地迎合了西方读者对神秘东方的异国情调想象，这在客观上强化了某种静态的、本质化的东方主义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利用这一被西方接受的话语框架，将中国文化提升到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甚至在精神层面更胜一筹的地位，从而含蓄地颠覆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展现出一种“自我东方化”的文化抵抗策略。本文认为，林语堂的写作，并非简单的文化投降或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一种在不平等的全球文化权力格局中，为了获得言说主体性而采取的、充满策略性的“话语协商”。深刻理解这种策略的内在张力，对于我们重新评价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史，以及思考当下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启示。

关键词：

林语堂，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话语策略，文化协商

二、引言

在现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漫长历程中，林语堂无疑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字。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绝大多数中国作家仍在本土语境中进行现代性探索时，林语堂凭借其汪洋恣肆的英文写作，成功地叩开了西方主流社会的大门。其代表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一度成为风靡欧美的超级畅销书，深刻地塑造了一代西方人对于中国及其文化的认知与想象。时至今日，林语堂依然是被西方读者阅读最广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其“沟通东西文化之桥梁”的历史地位，似乎早已盖棺论定。

然而，在这种巨大的成功光环之下，关于林语堂及其作品的评价，却长期以来充满了争议与张力。在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叙事，常常将其视为一个远离中国现实斗争、耽于“闲适”、“幽默”小品文的“人生派”作家，甚至批评其向西方世界贩卖“古董”，美化中国封建文化的落后性。在海外，尽管林语堂备受追捧，但一些更为审慎的批评家也指出，他笔下的中国，是一个被过度浪漫化、田园化和非政治化的中国，一个仿佛凝固在永恒的“古典”与“哲学”之中的静态文明。

这些看似矛盾的评价，共同指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林语堂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时，究竟采取了一种怎样的话语策略？他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独特文化观的体现，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既有期待而进行的策略性选择？更重要的是，在那个中国积贫积弱、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根深蒂固的时代，林语堂的写作，究竟是一种对西方东方主义想象的被动迎合与屈从，还是一种在既有话语框架内，为中国文化争夺主体性与尊严的主动抗争？

爱德华·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特别是其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理论框架。萨义德指出，“东方”并非一个客观存在的地理实体，而是一个由西方（即“西方”）通过一套复杂的、充满了权力关系的学术、文学与政治话语，所建构出来的想象性他者。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往往将东方描绘成神秘的、非理性的、停滞的、女性化的，从而反衬出西方的理性、进步与阳刚，并为西方的殖民扩张提供了文化上的合法性。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目标，便是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为核心分析工具，对林语堂的英文写作进行一次深刻的话语策略分析。本研究将超越简单的褒贬评判，而将林语堂置于其所处的、不平等的全球文化权力场域之中，系统性地考察他是如何在全球知识生产的链条中，定位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通过对其核心文本的细读，本研究旨在揭示林语堂写作中，迎合与颠覆、依附与抵抗并存的复杂话语博弈，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跨文化写作的现代性意义与局限性，进行一次更为公允和深刻的理论重估。

三、文献综述

围绕林语堂的研究，在其生前身后都未曾中断，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根据其理论视角与评价取向的差异，可以大致分为文化传播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后殖民批判研究三个主要脉络。

文化传播研究是林语堂研究中最为传统和主流的范式。这一脉络的研究者，大多高度肯定林语堂的历史贡献，将其誉为“一代文化大师”、“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