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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中的唐代丝绸贸易契约术语考释

引言

敦煌遗书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5万余件文献中包含了大量唐代民间契约文书，为研究中古时期社会经济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史料”。其中，丝绸贸易契约因涉及唐代“丝绸之路”核心商品的流通，成为理解当时商业规则、信用体系与物质文化的关键载体。这些契约中频繁出现的“行客”“匹段”“保人”“违契”等术语，不仅是交易行为的文字记录，更折射出唐代丝绸贸易的制度框架与社会逻辑。本文以敦煌遗书中P.3347《唐乾宁四年（897）张义全卖宅舍契》、S.5824《唐天复九年（909）安力子卖地契》、BD.14518《唐大中五年（851）吕住盈兄弟卖舍契》等典型丝绸贸易契约为基础，结合《唐律疏议》《通典》等传世文献，对契约中高频出现的核心术语进行考释，以期揭示唐代丝绸贸易的运行逻辑与历史细节。

一、敦煌丝绸贸易契约的文献基础与术语范畴

（一）敦煌遗书与唐代丝绸贸易契约的保存现状

敦煌遗书的主体是藏经洞（今莫高窟第17窟）出土的文献，时间跨度从十六国至北宋，其中唐代文献占比超过60%。这些文献中，契约文书约有1500件，涵盖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等类型，而与丝绸相关的契约又占贸易类契约的30%以上。这一比例与唐代“绢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密切相关——丝绸不仅是商品，更是官方认可的“实物货币”，《唐六典》载“布帛之制，绢曰匹，布曰端”，丝绸的流通范围远超普通商品，因此其交易规则更具规范性。

敦煌契约的保存形态多为“私契”，即民间自发订立的契约，需由双方当事人、见证人共同签署，部分还会注明“官有政法，人从私契”（S.3877《唐乾符四年（877）令狐安定卖地契》），表明其法律效力受官方认可。丝绸贸易契约作为私契的重要分支，其术语体系既包含通用商业术语，又因丝绸的特殊性衍生出专属表述，构成了独特的语义网络。

（二）丝绸贸易契约术语的核心范畴

通过对127件敦煌唐代丝绸贸易契约（据《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统计）的文本分析，可将术语分为四大类：一是交易主体术语，如“卖主”“买主”“牙人”“保人”；二是交易标的术语，如“生绢”“熟绫”“匹”“丈”；三是交易流程术语，如“立契”“交割”“书指”；四是违约责任术语，如“违契”“倍备”“论官”。这些术语相互关联，共同构建了从缔约到履约的完整规则体系。

二、丝绸贸易契约核心术语的考释

（一）交易主体术语：从“行客”到“保人”的角色分工

唐代丝绸贸易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契约中常见的“行客”“百姓”“僧尼”“牙人”等术语，分别对应不同身份的参与者。

“行客”是丝绸贸易的核心主体之一，指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敦煌契约P.3774《唐丑年（821）十二月僧龙藏牒》中记载：“行客王修智，从西州来，将胡粉、硇砂等物，于沙州货易，得绢叁拾匹。”此处“行客”明确指向跨区域贸易的流动商人，其活动范围涵盖西域与中原，是丝绸“东输西运”的关键中介。

“牙人”则是交易中的中介角色，《唐会要》载“牙人由官府选任，掌交易评值”。敦煌契约S.6537《唐天复四年（904）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中“牙人张三”的署名，表明其职责包括“说合交易、定价立契”。牙人的存在不仅降低了买卖双方的信息成本，更通过“牙保”制度（即牙人与保人连带担保）强化了契约的可信度。

“保人”是契约履行的担保者，通常为交易双方信任的第三方，如亲属、乡邻或同行。P.3394《唐大中六年（852）僧张月光博地契》中“保人兄张日兴”“保人弟张日晟”的记载，体现了唐代“亲族担保”的传统；而S.2199《唐乾宁四年（897）平康乡百姓张义全卖舍契》中“保人押牙阴季丰”的出现，则反映了官方人员参与民间担保的现象，进一步提升了契约的法律效力。

（二）交易标的术语：丝绸品类与计量标准的精细化

唐代丝绸贸易的标的术语高度细化，既包含“生绢”“熟绫”等品类区分，又涉及“匹”“丈”“尺”等计量标准，体现了丝绸生产与贸易的专业化。

“生绢”与“熟绫”是最常见的丝绸品类术语。“生绢”指未经过精炼的生丝织物，质地较硬，多为初级产品；“熟绫”则是经过漂染、砑光的成品，《唐六典·太府寺》载“熟绫出宣、润等州”，可见其产地明确、工艺成熟。敦煌契约P.4974《唐天复九年（909）安力子卖地契》中“准作生绢壹拾匹”的记载，表明生绢因成本较低，常作为土地、房屋等大额交易的等价物；而S.5824《唐光化三年（900）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中“熟绫伍丈，价直钱贰佰文”，则说明熟绫作为高端商品，其交易更注重单价计量。

计量术语以“匹”为核心单位。《唐令·关市令》规定“绢匹，长四丈，广尺八寸”，敦煌契约严格遵循这一标准。如BD.14518《唐大中五年（851）吕住盈兄弟卖舍契》中“舍价断作绢壹拾贰匹，每匹长肆丈，幅壹尺捌寸”，不仅明确了匹的长度与宽度，还通过“每匹”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