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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价格歧视的消费者法救济路径

引言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算法技术深度渗透至消费领域，为市场主体提供精准服务的同时，也衍生出新型消费纠纷——算法价格歧视。消费者在同一时间、同一平台购买相同商品或服务时，因个人信息差异（如消费习惯、地理位置、搜索记录等）被算法识别并标记为不同“价格敏感群体”，最终支付不同价格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基于数据和算法的隐蔽性差别定价行为，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更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面对技术与法律的碰撞，如何通过消费者法体系构建有效的救济路径，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将从算法价格歧视的界定出发，分析现有消费者法救济的困境，并系统探讨可行的优化路径。

一、算法价格歧视的界定与现实挑战

（一）算法价格歧视的核心特征

算法价格歧视是传统价格歧视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变形，但其技术驱动特性使其与传统形式存在显著差异。传统价格歧视主要依赖经营者对市场的人为划分（如地域、时间、消费者类型），而算法价格歧视则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等技术手段，实时抓取并分析消费者的行为数据（如搜索频率、停留时长、历史消费金额）、社交数据（如关注的品牌、互动的内容）甚至设备信息（如手机型号、网络环境），通过算法模型将消费者划分为不同的“价格敏感层”，进而动态调整定价策略。例如，某旅行平台曾被曝光对使用苹果手机的用户推送更高价格的酒店房型，其背后正是基于设备信息对消费者支付能力的预判。

这种歧视行为具有三大特征：其一，隐蔽性强。算法定价过程封闭，消费者难以察觉价格差异的真实原因，甚至可能误以为是“个性化优惠”；其二，精准度高。算法可实现“一人一价”的微观定价，突破传统“群体划分”的局限；其三，持续性影响。消费者的历史数据会被算法反复利用，形成“价格歧视闭环”——高支付记录可能导致后续被推送更高价格，进一步加剧不公平。

（二）对消费者权益的多重侵害

算法价格歧视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是系统性的。首先，直接损害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即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而算法价格歧视通过技术手段人为制造价格差异，使部分消费者被迫支付“数据溢价”，违背了“相同商品相同价格”的基本公平原则。其次，侵犯知情权。消费者在交易中有权知悉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但算法定价的底层逻辑（如数据抓取范围、定价模型规则）通常被平台以“商业秘密”为由秘而不宣，消费者无法了解价格差异的具体原因，知情权被实质架空。此外，还可能间接影响自主选择权。长期的价格歧视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平台产生“价格焦虑”，为避免被“精准定价”而被迫选择其他平台或隐藏真实消费需求，自主选择权受到限制。

（三）现实中的普遍性与复杂性

近年来，算法价格歧视的投诉量呈显著上升趋势。根据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统计，在“大数据杀熟”类投诉中，超过70%的消费者表示曾遭遇“同一账号不同设备价格不同”“老用户比新用户价格更高”“会员比非会员价格更贵”等现象，涉及电商、出行、旅游、外卖等多个高频消费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歧视行为正从“显性差异”向“隐性差异”演变：部分平台不再直接展示不同价格，而是通过“隐藏优惠”“限制折扣领取”等方式实现差别对待，进一步增加了识别难度。同时，算法的“黑箱”特性使得监管部门难以追踪定价逻辑，消费者维权时往往陷入“知道被歧视，却无法证明”的困境。

二、消费者法救济的现有困境

（一）法律界定的模糊性

我国现行消费者法体系中，对算法价格歧视的直接规定较为匮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在第十条、第二十条提及公平交易权和价格信息告知义务，但未明确“算法价格歧视”的法律属性；《价格法》第十四条禁止“价格歧视”，但该条款主要针对传统商业场景下的差别定价，未涵盖算法技术驱动的新型歧视行为。法律概念的模糊导致实践中难以对算法价格歧视进行有效定性：一方面，经营者常以“个性化定价”“市场调节价”为由抗辩，主张其属于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裁判时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对“是否构成歧视”“是否具有正当理由”等关键问题难以形成统一尺度。

（二）举证责任的失衡性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消费者需对算法价格歧视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在技术不对等的背景下，这一规则对消费者极不友好。首先，算法定价的核心数据（如用户画像模型、定价算法代码）由平台掌握，消费者无法获取；其次，价格差异的证明需要对比大量交易记录（如同一时间、同一商品的不同用户价格），普通消费者难以收集足够的样本；最后，即使消费者能证明价格差异存在，也需进一步证明平台存在“主观故意”和“不合理差别”，而平台往往以“系统误差”“促销活动”等理由规避责任。这种举证困境导致大量消费者放弃维权，或因证据不足败诉。

（三）监管机制的滞后性

当前对算法价格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