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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护理工作总结存在不足(3篇)

第一篇

在临床护理实践中，专科技能的精准性与前沿性仍存在明显短板。面对心血管内科复杂病例时，对主动脉夹层患者的血压动态监测缺乏预见性，曾出现因未及时识别硝普钠泵入速度与心率变化的关联性，导致患者收缩压骤降至80mmHg以下，虽经抢救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暴露出对血管活性药物剂量调整的个体化评估不足——仅依赖常规剂量公式，忽视了老年患者血管弹性减退、合并糖尿病对药物敏感性的影响。在急诊创伤护理中，对骨盆骨折合并失血性休克患者的容量复苏管理存在滞后，初期仅关注血压、心率等基础生命体征，未及时结合乳酸清除率、碱剩余等血流动力学指标调整输液方案，导致组织灌注不足状态持续超过2小时，增加了急性肾损伤的风险。此外，随着介入技术的普及，对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术后患者的并发症预防措施落实不到位，如对穿刺部位血肿的早期识别依赖视觉观察，未结合超声动态评估，导致1例患者术后8小时出现股动脉假性动脉瘤，延误了压迫止血时机。

护理质量管理体系的执行深度不足，体现在细节管控的疏漏与流程优化的被动性。在查对制度落实中，虽严格执行“三查七对”，但对高警示药品的剂量换算仍存在惯性思维，如将10%氯化钾注射液15ml误算为1.5g（实际应为1.5g，此处虽剂量正确，但在操作中曾出现将5%葡萄糖注射液误当作0.9%氯化钠注射液稀释的情况），反映出对药物溶媒选择的关注度低于剂量核对。在院感防控方面，对多重耐药菌患者的接触隔离措施存在形式化倾向，如为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患者更换床单位时，未严格执行“一床一巾一消毒”，保洁工具混用导致同病房另1例患者出现尿路感染，追溯发现与床档、呼叫器表面消毒不彻底直接相关。此外，护理文书书写的规范性与时效性矛盾突出，为追赶电子病历完成时限，对患者主诉的记录存在“模板化”问题，如将“患者主诉胸闷较前缓解”简化为“胸闷缓解”，未具体描述缓解程度（如VAS评分变化）及伴随症状（如是否仍伴出汗、气促），导致后续医疗团队对病情变化的判断缺乏精准依据。

应急处置能力在危重病例抢救中暴露系统性缺陷。一次夜班期间，神经内科一名脑疝患者突发呼吸骤停，虽立即启动急救流程，但在气管插管配合中，因未提前检查喉镜电池电量，导致喉镜亮度不足，反复调整角度延误插管时机达3分钟；同时，抢救车中纳洛酮注射液的批号与效期核对耗时过长，反映出对急救物品“五定”管理制度的日常执行流于表面。在群体伤事件应对中，资源调配的协同性不足，曾遇3名车祸伤员同时入院，在伤情评估分级时，对合并骨盆骨折的患者优先安排CT检查，却忽视了另一名闭合性腹部损伤患者的血压进行性下降，导致该患者在等待检查期间出现失血性休克，暴露出对创伤“CRASHPLAN”评估流程的机械套用，缺乏对隐匿性损伤的动态监测意识。

第二篇

人文关怀的深度与个性化表达存在显著欠缺，沟通技巧的单一性导致护患信任构建受阻。在肿瘤科病房，面对晚期肺癌患者的心理需求时，常陷入“劝慰式”沟通误区，如患者表达“治疗太痛苦，不想活了”，仅以“要坚强，治疗有希望”回应，未深入探索其痛苦的具体维度——是躯体疼痛（如骨转移痛控制不佳）、经济压力（靶向药自费比例高）还是家庭支持缺失（子女陪伴时间少），导致患者产生“护士不理解我”的疏离感，进而出现治疗依从性下降（拒绝雾化吸入治疗）。在老年科护理中，对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非语言沟通重视不足，一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反复试图拔除胃管，护理人员以约束带固定双手，未尝试通过播放患者熟悉的老歌、使用怀旧疗法缓解焦虑，反而加剧了患者的躁动，增加了压疮发生风险。

跨学科协作的主动性与信息共享效率偏低，影响整体诊疗效果。在骨科围手术期管理中，与康复治疗师的协同存在“阶段性断裂”，如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护士仅在术后24小时协助进行踝泵运动，未根据康复师制定的个性化方案（如第3天开始借助助行器站立）调整护理计划，导致患者因担心疼痛拒绝早期下床，延长了住院日。在多学科会诊（MDT）中，护理意见的表达缺乏数据支撑，如为一名糖尿病足患者申请MDT时，仅陈述“创面愈合不良”，未提供创面分泌物培养结果、每日渗出量变化、下肢动脉超声报告等关键信息，导致会诊讨论聚焦于清创方案而非血运重建，延误了血管介入治疗时机。此外，与药师的沟通存在被动性，对新型降糖药（如SGLT-2抑制剂）的不良反应监测不到位，一名患者出现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后，未及时反馈药师调整用药方案，仅对症使用抗生素，导致感染反复发作。

护理科研与循证实践的转化能力薄弱，创新意识未能有效落地。在压疮预防实践中，虽知晓“30°侧卧翻身法”的循证依据，但在老年患者中执行时，因担心体位改变导致坠床，实际翻身角度多仅为15°，使骶尾部压力解除不充分，Ⅰ期压疮发生率仍高于科室平均水平。对护理新技术的应用存在“畏难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