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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表演视角看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性角色跨文化演绎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作为世界文学的瑰宝，其跨文化传播与演绎，构成了全球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中，莎翁笔下，那些复杂而充满力量的女性角色，在不同文化语境的舞台上，其形象的变迁，尤其，引人深思。本文旨在从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视角，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经典女性角色，在当代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跨文化演绎，进行一次深入的、系统的文化剖析。本研究的核心，在于揭示这些女性角色的性别身份，并非，在跨文化过程中，被简单地“翻译”或“再现”，而是，被本土的文化观念、戏剧传统与当代社会性别议题，进行了深刻的“再铭刻”。本研究主要采用扎根于文化研究范式的、以比较案例分析为核心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话剧及戏曲改编作品，进行深度文本与表演分析。研究发现，这一“性别再铭刻”的过程，主要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得以实现：其一，是通过“颠覆性的收编”，即将角色，原有的、挑战父权秩序的潜能，收编进本土的、传统的伦理框架（如贤妻良母、忠孝节义）之中；其二，是通过“程式化的重塑”，即利用中国戏曲，特有的、高度程式化的行当（如旦角）规范，来过滤与重塑角色的情感表达与行为逻辑；其三，是通过“在地化的投射”，即将当代中国社会，特有的性别焦虑与讨论（如“女强人”困境），投射到角色身上，使其，成为本土议题的代言人。本文认为，莎剧女性的跨文化舞台演绎，是一个深刻的文化协商过程，它，以一种具体而生动的方式，确证了性别身份的表演性、建构性与文化情境性。

关键词：

莎士比亚，性别表演，跨文化演绎，女性角色，戏剧改编

二、引言

四百余年来，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其，对人类处境的深刻洞察与不朽的艺术魅力，穿越了语言、国族与时代的界限，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文化资源。然而，当我们，宣称莎士比亚具有“普世性”时，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便随之而来：这种“普世性”，究竟是，内在于其文本的不变本质，还是，一种在不同文化的接受与改造过程中，被不断，生产出来的动态结果？这一追问，在审视其笔下，那些光彩夺目、性格各异的女性角色时，显得尤为重要。

从挑战父权律法的鲍西娅，到怂恿丈夫弑君的麦克白夫人；从为爱殉情的朱丽叶，到女扮男装、游走于丛林的罗瑟琳，这些女性形象，在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史上，经历了从“人性”的赞美，到“男权文化禁锢”的揭示，再到“性别表演颠覆性”的解读等，一系列深刻的理论演变。她们，被视为复杂的、充满力量的、甚至是，超越了其时代局限的“准现代”女性。然而，当这些女性形象，离开其，原生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土壤，被移植到如中国这样，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戏剧美学与性别观念的舞台之上时，她们的“性别身份”，究竟，发生了何种深刻的变迁？

这，便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困境与出发点。当一个中国的话剧演员，在扮演鲍西娅时，她，所表演的，仅仅是，一个聪慧的、十七世纪的威尼斯女性，还是，在不自觉地，调用着当代中国，关于“智慧女性”的文化想象？当一位京剧名旦，在演绎麦克白夫人时，她，那程式化的水袖与唱腔，在多大程度上，是将这个苏格兰贵妇，“改造”为了一位，中国观众所熟悉的、“狠辣”的“旦角”类型？更重要的是，这些跨文化的演绎，究竟，是，再现了莎士比亚原剧中，那些潜在的性别颠覆性，还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将其，重新，纳入了本土的、更为稳固的性别秩序之中？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视角审视，在当代中国的戏剧改编实践中，莎士比亚戏剧女性角色的性别身份，其得以被“再协商”与“再铭刻”的深层文化机制，究竟是什么？在这套机制中，本土的伦理观念、戏剧程式与当代社会议题，是如何，具体地，介入、过滤并重塑了这些，来自异域的女性形象的性别表演的？

三、文献综述

围绕莎士比亚女性角色的跨文化演绎的研究，汇集了莎士比亚研究、比较文学、戏剧学、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学术成果，构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对话。为了清晰地定位本研究的独特贡献，有必要将相关文献，大致归纳为作为本研究理论基石的西方莎剧女性主义批评、作为本研究实践语境的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跨文化改编研究，以及作为本研究核心分析工具的性别表演与戏剧理论三个主要脉络。

在西方莎剧女性主义批评层面，这是我们理解这些女性角色，其“颠覆性”潜能的理论起点。从十九世纪，对她们“丰富人性”的浪漫主义赞颂，到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女性主义批评的系统性介入，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历了深刻的范式转型。第二波女性主义批评，深刻地，揭示了这些女性，是如何，在莎士比亚的“男性世界”中，受到父权制度的压抑与规训的。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后结构主义，特别是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为代表的第三波女性主义批评，则将目光，聚焦于这些角色，尤其是那些，进行了“女扮男装”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