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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诈骗罪量刑标准（2024最新）

引言

诈骗罪作为司法实践中高发的财产犯罪类型，其量刑标准直接关系到罪刑均衡原则的落实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从传统的“熟人诈骗”到电信网络诈骗、虚拟货币诈骗等新型模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呈现多样化特征。2024年，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针对诈骗罪的量刑规则进一步细化，既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又回应了新型犯罪的治理需求。本文将围绕最新法律规定，系统梳理诈骗罪量刑的核心标准、情节认定规则及司法实践要点，为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提供参考。

一、诈骗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与立法逻辑

（一）刑法条文的核心规定

我国《刑法》第266条明确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这一条款构建了诈骗罪量刑的基本框架，以“数额”和“情节”为双核心标准，将刑罚划分为三个档次，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二）司法解释的补充与细化

为确保刑法条文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对“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并对“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情形进行列举。2024年最新修订的司法解释结合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和犯罪态势变化，对数额标准进行了适度调整（如将部分地区“数额较大”的起点从原5000元提高至8000元），同时新增了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等新型犯罪的特别认定规则，进一步强化了对重点领域的司法保护。

（三）立法逻辑的核心指向

诈骗罪量刑规则的设计，始终围绕“保护财产权益”与“遏制犯罪行为”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明确的数额和情节标准，为司法机关提供统一的裁判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设置差异化刑罚，既对轻微犯罪保持宽容（如单处罚金），又对严重犯罪施加严厉制裁（如无期徒刑），形成“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导向。

二、诈骗罪量刑的三大核心标准：数额与情节的具体认定

（一）数额标准的阶梯化划分

数额是诈骗罪量刑的基础依据，2024年司法解释根据全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采用“全国基准+地区调整”的模式确定具体数额：

数额较大：全国基准为5000元至2万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在该幅度内确定具体执行标准（如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取较高值，欠发达地区取较低值）。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构成诈骗罪基本犯，对应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数额巨大：全国基准为5万元至20万元，同样由各地结合实际调整。达到该标准的，对应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数额特别巨大：全国基准为50万元至200万元，是量刑升格的关键节点，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需要注意的是，数额认定需综合考虑既遂与未遂部分。若诈骗行为既有既遂又有未遂，且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并酌情从重处罚；若未遂部分未达到更高幅度，则以既遂数额为准，未遂部分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二）“其他严重情节”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

除数额标准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体现在具体情节中。2024年司法解释明确了以下六类“严重情节”和“特别严重情节”：

针对特殊群体的诈骗：如诈骗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等弱势人群财物，或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因侵害对象的特殊性，社会危害性更突出，可认定为“严重情节”（对应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刑期）或“特别严重情节”（对应十年以上刑期）。

使用特殊手段的诈骗：包括通过电信网络、虚假诉讼、利用信息网络发布虚假信息等方式实施诈骗，此类手段具有传播范围广、被害人识别难度大、追赃挽损困难等特点，司法解释将其明确为从重处罚情节。例如，利用电信网络诈骗的，即使未达到“数额巨大”标准，但具有“诈骗对象累计50人以上”或“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仍可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多次实施诈骗的行为：两年内实施三次以上诈骗（含未遂），或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的，说明行为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可作为情节升格的依据。

造成严重后果的诈骗：如导致被害人因被骗自杀、患严重精神疾病、破产或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等，此类后果直接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可认定为“特别严重情节”。

拒不退赃或挥霍财物的行为：诈骗后将财物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挥霍一空或转移隐匿导致无法退赔的，不仅侵害被害人财产权，还增加司法追赃难度，可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其他司法解释明确的情形：如组织、指挥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