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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紧急避险的认定（生命权优先）

引言

紧急避险作为《刑法》中重要的违法阻却事由，其核心在于通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法益权衡，为特殊情境下的避险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当避险行为涉及生命权时，这一制度的适用变得尤为复杂——生命作为一切权利的基础，其不可替代性与至高价值，使得法益权衡的天平需要更审慎的校准。本文以“生命权优先”为视角，系统探讨《刑法》中紧急避险的认定逻辑，既回应理论争议，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最终指向对生命权的尊重与法律人文关怀的彰显。

一、紧急避险制度的法理基础与生命权的核心地位

（一）紧急避险的制度定位与法益权衡原则

我国《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条款明确了紧急避险的制度属性：它是在危险迫近、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避免损害时，通过牺牲较小法益保护较大法益的“必要之恶”。与正当防卫不同，紧急避险的对象是无辜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对其成立要件更为严格，核心在于“法益权衡”的实质判断。

法益权衡原则要求，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法益必须明显大于所损害的法益。法益的价值位阶是这一判断的基础：通常认为，人身权利高于财产权利，生命权高于健康权，公共利益在特定情境下可能高于个人利益。但在所有法益中，生命权被普遍视为“最高法益”——生命是个体存在的前提，失去生命意味着其他一切权利的消灭，这一特性使得生命权在法益位阶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优先性。

（二）生命权在法益位阶中的优先性论证

生命权的优先性并非法律的任意设定，而是根植于伦理、法律与社会共识的多重基础。从伦理层面看，“生命至上”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共识，无论是东方“仁者爱人”的传统，还是西方“天赋人权”的理念，都将生命视为不可剥夺的根本权利。法律层面，我国《民法典》明确“自然人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刑法》更以最严厉的刑罚（死刑）规制故意杀人行为，这种“举重以明轻”的立法逻辑，间接确认了生命权的最高地位。社会层面，当面临生命危险时，公众普遍期待法律对“求生本能”给予合理包容，同时也要求对“牺牲他人生命保全自己”的行为保持警惕——这种矛盾恰恰反映了生命权的特殊性：它既需要被优先保护，又不能被随意侵犯。

二、生命权优先下紧急避险的认定要件

（一）危险的现实性与生命权威胁的界定

紧急避险的前提是“正在发生的危险”。当危险直接威胁生命权时，“现实性”的判断需更严格。所谓“正在发生”，是指危险已客观存在，且已对法益造成直接、紧迫的威胁，既非尚未发生的“假想危险”，也非已经结束的“过去危险”。例如，地震导致房屋即将坍塌，此时屋内人员为逃生破坏邻居围墙的行为，符合危险现实性要求；但若误以为地震即将发生而提前破坏他人财物，则属于“假想避险”，不成立紧急避险。

在生命权威胁的场景中，危险的来源既包括自然力（如洪水、火灾）、动物侵袭，也包括他人的不法行为（如歹徒持刀追杀）或自身行为（如登山者因过失陷入绝境）。需要注意的是，危险的“现实性”需结合具体情境综合判断。例如，一名癌症患者因医院断药面临生命危险，若其强行获取他人备用药物，是否属于“正在发生的危险”？此时需考察断药的紧迫性（如停药后几小时内可能危及生命）、是否存在其他救助途径（如联系其他医院）等因素，避免将“潜在风险”误判为“现实危险”。

（二）不得已性原则的特殊适用

“不得已”是紧急避险的关键要件，即避险行为必须是在没有其他合理选择的情况下实施的最后手段。当涉及生命权时，“不得已”的判断更为严格——因为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一旦被允许，可能突破社会伦理底线。例如，在海上事故中，救生艇超载，若船员为避免全体遇难而将部分乘客推落海中，是否符合“不得已”？此时需审查：是否存在减轻载重的其他方式（如丢弃货物）、是否有等待救援的可能、推落行为是否针对特定群体（如老弱病残）等。若有其他可行方案未被尝试，则不能认定为“不得已”。

实践中，“不得已”的判断需结合行为时的客观条件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例如，一名司机为躲避突然冲出的行人，紧急转向撞向路边摊贩，此时“不得已”的成立需证明：刹车已无法避免碰撞、转向是唯一可能减少伤亡的选择。若司机本可减速避让却因操作失误转向，则不满足“不得已”要件。而当避险行为涉及生命权时，法律对“其他合理选择”的要求会更高，甚至要求行为人“近乎苛刻”地穷尽所有可能的救助手段，才能将牺牲他人生命作为最后选项。

（三）法益均衡的实质审查：生命权的不可替代性争议

法益均衡是紧急避险的核心判断，但在生命权冲突时，这一原则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传统理论认为，生命权具有“不可比较性”——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不能简单以数量（如“牺牲1人救5人”）衡量价值。然而，功利主义观点则主张，在极端情况下，为挽救更多生命而牺牲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