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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借贷契约中的担保制度研究

引言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数万件文书，不仅是研究中古时期西北社会的“活化石”，更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库。其中，约400件借贷契约（包括便物历、举取契等）以鲜活的民间实践记录，为我们呈现了唐宋时期基层社会的金融生态。在这些契约中，担保条款往往占据核心位置——从“若违限不还，任牵掣家资”的直白约定，到“保人某甲，情愿代还”的责任承诺，担保制度既是借贷双方降低风险的关键手段，也是观察古代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重要窗口。本文以敦煌借贷契约为基础，系统梳理其中担保制度的形式、运作机制与历史特征，探讨其在维护交易秩序、促进民间金融发展中的独特价值。

一、敦煌借贷契约中的担保形式分类

敦煌借贷契约的担保形式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复合”特征，既包含传统中国法律中的典型担保类型，又因地域特殊性融合了民间习惯。总体可分为“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两大类，两类担保常交叉使用，共同构建起风险防控的双重屏障。

（一）人的担保：从“保人”到“邻保”的责任网络

人的担保是敦煌借贷契约中最常见的担保形式，核心是通过引入第三方主体（保人）为债务履行提供信用支持。根据契约文本分析，保人可分为“一般保人”“同保人”“邻保”等具体类型，其责任范围与角色定位各有侧重。

一般保人是最基础的担保主体，通常由借贷双方认可的“有信之人”担任。如P.3346《唐乾符年间（874-879）某寺便麦契》记载：“便麦人某甲，于某寺便麦两硕，至秋纳麦两硕五斗。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还，仍任牵掣家资杂物。保人某乙，保人某丙，各画指为记。”此处保人某乙、某丙虽未明确“代偿”字样，但结合唐律“保人代偿”的规定（《唐律疏议·杂律》载“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可知保人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种“隐性”责任约定，体现了民间契约对国家法律的默认遵循。

同保人多见于多人联保的情形，常见于小额、高频的日常借贷。如S.4706《宋淳化二年（991）韩愿定卖妮子契》虽为买卖契约，但其担保结构可类比借贷：“卖妮子人韩愿定，断作时价生熟绢三十匹。其绢立契当日交相分付，更无悬欠。如先悔者，罚黄金五两，充入不悔人。恐人无信，故立私契，用为后凭。同保见人：弟愿遂、见人：押衙韩定遂、见人：敦煌王法律。”此处“同保见人”既是见证者，也是共同担保人，通过多人联署强化契约效力。

邻保则是基于地缘关系的担保形式，常见于乡村借贷。敦煌乡村实行“邻保制度”（类似中原的“邻保连坐”），相邻住户互为担保。如P.3155《唐大中年间（847-859）僧张月光博牛契》载：“僧张月光于僧吕智通边博牛一头，断作麦粟三十硕。如违限不还，其牛请还吕智通，其麦粟任牵掣家资，及邻保人物。”“邻保人物”的表述，说明邻保不仅需监督债务履行，在债务人无力偿还时，其财产也可能被债权人主张，体现了地缘共同体对债务风险的共同承担。

（二）物的担保：动产与不动产的双重抵押

物的担保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财产作为债务履行的保障，敦煌契约中的抵押物涵盖动产与不动产两类，其中动产抵押更常见，不动产抵押则因涉及产权登记问题（敦煌无严格的土地登记制度），多见于长期借贷或大额交易。

动产抵押的标的主要是生产生活资料，如牲畜（牛、马、驴）、农具（犁、锄）、织物（绢、布）、粮食（麦、粟）等。这些物品因流动性强、易变现，成为民间借贷的“硬通货”。如S.6313《唐天复九年（909）安力子卖地契》虽为土地买卖，但其中“若先悔者，罚麦叁拾硕，充入不悔人”的违约金条款，本质是将粮食作为履约担保。再如P.2686《唐中和三年（883）僧光镜便麦契》：“僧光镜于灵图寺便麦两硕，至秋纳麦两硕五斗。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还，仍任将前件麦掣取家资牛畜，用充麦直。”“家资牛畜”作为动产抵押物，其处置权完全让渡给债权人，体现了“私力救济”的特点。

不动产抵押以土地、房屋为主，多见于长期借贷或家族间的大额借贷。如P.3394《唐大中六年（852）僧张月光、僧吕智通博地契》载：“僧张月光、僧吕智通各将自己地壹段，博换对方地壹段，两共对面平章，更无玄（嫌）恨。如先悔者，罚麦叁拾硕，充入不悔人。恐人无信，故立私契，用为后凭。”此处虽为土地交换，但“罚麦”条款可视为以土地产权为隐性担保——若一方违约，需以粮食补偿对方，本质是通过不动产的长期使用权约束违约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契约中极少出现“抵押登记”字样，不动产抵押更多依赖民间“中人”（见证人）的监督，而非官方登记，这与中原地区“依令投契”（向官府申请契券）的制度存在差异。

二、担保制度的运作机制与法律效力

敦煌借贷契约的担保制度并非简单的条款堆砌，而是通过“契约约定-责任认定-私力执行”的完整链条实现其功能。这一过程既体现了民间自治的灵活性，也隐含着对国家法律的参照，形成了“民间习惯为体、国家法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