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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屯田制对军粮供应的保障作用

引言

三国时期（约公元3世纪前后）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特殊阶段。诸侯割据混战、人口锐减、农田荒废，导致军粮供应成为各政权生存与争霸的核心难题。在此背景下，屯田制作为一种“兵农合一”的特殊生产模式，被曹魏、蜀汉、孙吴等政权广泛推行。它通过组织军队或流民开垦荒地、集中管理农业生产，不仅直接解决了前线粮草短缺的燃眉之急，更从根本上重塑了战乱时期的农业经济结构，为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与延续提供了关键支撑。本文将从屯田制的起源背景、运作机制、实际成效等维度展开分析，系统探讨其对军粮供应的保障作用。

一、屯田制的起源与三国时期的实施背景

（一）东汉末年的农业崩溃与军粮危机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及诸侯混战持续数十年，社会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据史书记载，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大量人口或死于战乱，或流离失所。以黄河流域为例，这里本是汉代最发达的农业区，但战乱导致“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大量耕地抛荒，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

军粮供应在此背景下陷入绝境。各势力军队的粮草来源主要依赖掠夺或征收，但由于农田荒废、人口流失，传统的“按户收税”模式难以为继。例如，袁绍的军队曾因缺粮“仰食桑椹”，袁术的士兵甚至“取给蒲蠃”（贝类）充饥；曹操早期征战时，军粮中一度混入“人脯”（人肉干），可见粮荒之严重。这种“无粮则散”的困境，迫使各政权必须寻找一种能稳定生产军粮的新方式。

（二）屯田制的历史渊源与三国时期的创新

屯田制并非三国首创，其雏形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戍卒屯田”。汉武帝为解决边疆驻军的粮草运输问题，曾组织士兵在西域开垦荒地，“军屯”模式初现。但汉代屯田规模较小，且以边疆防御为主要目的。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两大创新：一是从“边疆”扩展到“内地”，在中原、江淮、汉中、荆州等核心战场广泛推行；二是从单一“军屯”发展为“军屯”与“民屯”并行。例如，曹魏的屯田既有士兵直接参与耕作的“军屯”，也有招募流民集中管理的“民屯”；蜀汉在汉中的屯田则以军队为主，兼顾当地百姓；孙吴因长江流域水网密布，屯田多与水利工程结合，形成“屯垦+灌溉”的复合模式。这种创新使屯田制从单纯的军事辅助手段，转变为支撑政权存续的经济基础。

二、屯田制的运作机制与军粮供应的直接保障

（一）“民屯”与“军屯”的双轨模式

三国屯田制的核心是“民屯”与“军屯”的协同运作。民屯以招募或强制迁移的流民为主要劳动力，政府提供土地、农具、耕牛，甚至种子，将其编制为“屯田客”，集中管理；军屯则由士兵及其家属参与耕作，“战时为兵，闲时为农”，部分军队长期驻扎屯田区，实现“兵农合一”。

以曹魏为例，民屯由中央设“大司农”总领，地方设“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等官职管理，形成独立于郡县的行政系统。屯田客不承担国家赋税和徭役，仅需向政府缴纳地租（史载“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这种“地租替代赋税”的模式，既保障了政府的粮食收益，又通过稳定的生产资料供给吸引流民归附。军屯则以“度支中郎将”管理，士兵按编制分配土地，例如“五里一营，营六十人”，每个营负责一定面积的耕地，收获的粮食直接存入军仓。

（二）集中管理与农业技术的提升

屯田制的另一优势是通过集中管理实现了农业技术的推广与效率提升。战乱导致传统小农经济解体，个体农民缺乏耕牛、农具和水利设施，而屯田制通过政府统筹，能够集中资源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曹魏在许下（今河南许昌）屯田时，政府调拨大量耕牛，并推广“代田法”（西汉赵过发明的轮作技术），使单位面积产量较普通农田提高30%以上；孙吴在庐江（今安徽庐江）屯田时，修建陂塘（蓄水灌溉工程），解决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旱无常”的问题，保障了粮食稳产。

此外，屯田区的管理严格，设有专门的“田官”监督耕作进度，统计产量。例如，蜀汉在汉中屯田时，诸葛亮亲自制定“耕战日程”，规定士兵每月务农20天、训练10天，既保证了耕作时间，又维持了战斗力。这种精细化管理避免了个体农耕的“靠天吃饭”弊端，显著提高了粮食生产的稳定性。

（三）就近生产与运输成本的降低

军粮供应的另一大难题是运输损耗。汉代从关中运粮到北方边塞，“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运输30钟仅能送达1石），损耗率高达97%。三国时期，各政权通过在战区或军事要地屯田，实现了“粮草就近生产、就近供应”，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

以曹魏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为例，曹操在许下屯田后，军粮主要依赖许昌周边的屯田区供应，从屯田区到前线的距离仅数百里，运输损耗降至10%以下；而袁绍的粮草需从河北远道运输，途中多次被曹军截击，最终因粮道断绝而溃败。蜀汉北伐时，诸葛亮在汉中、渭水之滨屯田，使前线军队“取粮于敌境”，避免了从成都平原翻山越岭运输粮草的艰难（史载“蜀道之难，运粮一石，需民夫十数”）。孙吴在濡须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