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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妇女署（UNWomen）在冲突后性别配额推广的实效性——基于2023–2025年利比亚、苏丹案例

摘要与关键词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25号决议确立的“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将女性的平等参与视为冲突预防、和平谈判与冲突后重建的关键要素。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妇女署（UNWomen）作为主要的执行机构，积极推动在冲突后过渡进程中引入性别配额等临时特别措施，以加速女性在政治、安全和重建机构中的代表性。本文旨在深入评估联合国妇女署在二零二三至二零二五年这一关键时期，于利比亚和苏丹两个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和复杂内部冲突的案例中，性别配额推广的实效性及其面临的制度性与文化性制约。本研究采用比较案例分析与绩效评估相结合的方法，以联合国妇女署的战略文件、项目报告、合作伙伴组织信息以及国际组织关于两国过渡进程的公开数据为基础。研究发现，尽管在利比亚和苏丹的过渡进程中，女性组织的参与意愿和动员能力空前高涨，且联合国妇女署在能力建设和倡导非正式和平进程方面取得进展，但在正式、高层决策机制（如统一政府或和平谈判代表团）中，性别配额的制度化和实际执行成效甚微。其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国家主权机构的政治碎片化、军事化进程的刚性回归，以及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法律与文化规范。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在高度军事化和政治分裂的冲突后环境中，性别配额作为一种“数字”指标，其推广实效性受到政治现实的决定性制约，联合国妇女署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对民间社会和基层非正式治理的“赋能”与“韧性维持”，而非对高层正式权力结构的“制度性改造”。

关键词：联合国妇女署，性别配额，冲突后，利比亚，苏丹

引言

在过去二十年间，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25号决议为核心的“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规范性框架。该议程的基石在于，承认武装冲突对女性和女童的独特影响，并强调女性在冲突预防、解决冲突和冲突后和平建设中的平等、充分和有意义的参与，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在此规范框架下，性别配额（GenderQuotas）作为一种临时特别措施，被联合国妇女署等机构广泛倡导，旨在快速提升女性在立法、行政、谈判桌等关键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以纠正长期的结构性不平等。

然而，将这一规范性的要求转化为冲突后地区的政治实践，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和挑战性的过程。冲突后环境的特点是政治体制的碎片化、安全部门的军事化、民主化进程的脆弱性，以及父权制文化的刚性反弹。在这种高风险、低稳定的背景下，推动引入和执行性别配额，无疑是一场与既得利益和传统权力结构的艰难博弈。

利比亚和苏丹，作为二零二三至二零二五年期间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冲突后/冲突中转型国家，为评估联合国妇女署在推广性别配额方面的实效性提供了关键的案例视域。利比亚在二零一一年卡扎菲政权倒台后长期陷入政治分裂和内战，其过渡进程围绕着统一政府的建立和选举的筹备展开；而苏丹在二零二一年军事政变后，又于二零二三年陷入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和平与民主的转型进程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在这两个国家，联合国妇女署均部署了专门的战略计划，旨在利用过渡时期这一“机会之窗”，推动女性的政治参与和制度保障。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聚焦于：在二零二三至二零二五年这一时期，联合国妇女署在利比亚和苏丹冲突后环境中推广性别配额（无论是选举配额、任命配额还是谈判代表团配额）的实效性如何？其在非正式和正式治理场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所面临的制度性、文化性制约分别是什么？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两个关键案例的比较分析，深入揭示在全球规范与本土政治现实相冲突时，联合国妇女署等国际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改造权力结构。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首先，系统梳理联合国妇女署在两个案例国推广性别配额的具体策略、资源投入和预期成果；其次，将这些策略的产出（如法律条款、代表人数）与预期目标进行对比，评估其在正式权力结构（如议会、内阁、高级谈判团）中的实际执行效果；最后，通过比较分析，提炼出影响性别配额实效性的关键变量，包括政治军事化程度、国内妇女运动力量以及国际干预模式等。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是文献综述，梳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冲突后性别配额的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其次是研究方法，阐明比较案例分析与绩效评估的路径。再次，作为论文的核心，研究结果与讨论部分将详细剖析利比亚和苏丹两个案例的实效性及其制约因素。最后，结论与展望部分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为国际干预的未来策略提出建议。

文献综述

对联合国妇女署在冲突后环境中推广性别配额实效性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理论基础、冲突后治理的特殊性，以及性别配额的政策工具性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在“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与冲突后治理方面，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及其后续决议（如1820、2242等），为女性参与和平与安全事务确立了规范性框架。理论研究普遍认为，冲突后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