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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许学校（CharterSchools）的绩效问责机制——基于《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

美国特许学校的绩效问责机制——基于《每个学生成功法案》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特许学校作为美国教育改革中“自主换问责”理念的核心产物，其绩效问责机制一直是政策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15年《每个学生成功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政策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时期高度统一、以考试为中心的问责模式，转向一个赋予各州巨大自主权的、多元化的新时代。这一根本性转变如何重塑了特许学校的问责生态，是本研究的核心议题。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在《每个学生成功法案》框架下，美国特许学校绩效问责机制的演变、现状与挑战。本研究采用定性政策文本分析法，选取了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纽约和俄亥俄四个拥有大规模且成熟特许学校部门的州作为案例，对其经联邦批准的州级问责计划进行了深度比较与内容编码。核心发现指出，《每个学生成功法案》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特许学校问责模式，而是催生了一个“双轨并存且日益碎片化”的问责景观。一方面，特许学校需遵守其与授权者签订的绩效合同，这是其生存的“第一轨道”；另一方面，它们又必须被纳入各州为所有公立学校设计的、包含多元评估指标（如学业成长、毕业率、学校氛围等）的州级问责体系，这是“第二轨道”。研究表明，这两条轨道在目标、指标和干预措施上时常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导致问责信号模糊、监管负担加重，并可能为低绩效学校提供了规避关闭的制度空间。主要结论认为，《每个学生成功法案》赋予的州级灵活性在理论上为更全面、更合理的问责创造了可能，但在实践中却加剧了特许学校问责机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挑战了“自主换-问责”这一运动的初衷。

关键词：

特许学校，绩效问责，《每个学生成功法案》，教育政策，授权者

二、引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诞生以来，特许学校运动已成为美国基础教育领域最具活力和争议的改革浪潮。作为公立学校的一种特殊形式，特许学校的诞生基于一个核心的“交易”理念：学校运营者获得在课程设置、人员聘用、预算管理等方面的巨大自主权，以此为交换，他们必须在预设的绩效目标上接受严格的问-责，并最终为其办学成果负责。如果绩效不达标，特许学校将面临被关闭的风险。这种“自主换问责”的契约精神，被认为是打破传统公立教育体系僵化局面、激发创新、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因此，一个清晰、有力且公正的绩效问责机制，不仅是特许学校运动的生命线，也是其获得公众信任与合法性的基石。

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特许学校的问责生态被笼罩在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巨大阴影之下。该法案建立了一个以标准化考试成绩为唯一核心、以“年度进步充分率”为衡量标尺的、自上而下的联邦问责体系。所有公立学校，包括特许学校，都必须在这一刚性的框架下接受评判。然而，这种单一维度的问责模式因其过于严苛、忽视学生成长、导致教学“应试化”等弊病而备受批评。

2015年，《每个学生成功法案》的签署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政策的根本性转向。该法案废除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诸多强制性规定，将设计和实施学校问责体系的主要权力下放给各州。根据新法案，各州必须建立一个包含多重指标的问责系统，除了传统的学业水平测试结果外，还必须包括一个学业进展指标（如学生成长模型）、一个衡量高中毕业率的指标，以及至少一个非学业性的“学校质量或学生成功”指标（如学生出勤率、学校氛围、大学与职业准备度等）。

这一从“联邦集权”到“州级自主”的巨大转变，为整个公立教育系统的问责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而对于特许学校而言，其影响尤为复杂和深远。特许学校的问责原本就具有双重属性：它们既要对作为其“举办者”和“监管者”的授权者负责，又要像所有公立学校一样，对州和联邦政府负责。《每个学生成功法案》的实施，意味着特许学校现在必须在一个由各州自行定义的、更加多元和复杂的问责框架内运作。

由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应运而生：在《每个学生成功法案》所构建的新的政策环境下，美国特许学校的绩效问责机制呈现出何种形态？州级自主权的扩大，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对特许学校的绩效问责？特许学校原有的、基于授权合同的问责机制，与各州新设计的、基于《每个学生成功法案》的多元指标问责体系之间，是如何互动、衔接、甚至冲突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系统梳理特许学校问责机制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演变；其次，通过对美国四个主要州份的《每个学生成功法案》州级计划进行深度比较分析，识别和归纳出新法案下特许学校问责机制的几种典型模式；再次，深入探讨这种新的问责景观所带来的潜在问题，特别是“双轨制”问责可能导致的责任模糊和监管套利风险；最后，基于研究发现，为优化未来特许学校的问责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启示。

三、文献综述

围绕美国特许学校绩效问责机制的研究，是一个内容丰富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