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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扩容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推动作用

引言

全球治理体系自二战后形成以来，长期由传统发达国家主导，其规则制定、资源分配与话语权格局难以充分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自2009年首次领导人会晤以来，始终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理念，逐步从概念性机制发展为涵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合作框架。特别是近年来金砖国家启动扩容进程，邀请沙特、伊朗、埃及、阿根廷、埃塞俄比亚、阿联酋六国于某年正式加入，这一举措不仅扩大了金砖机制的代表性与影响力，更从根本上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公平、更合理、更高效的方向转型。本文将从扩容背景、代表性提升、规则革新、模式创新等维度，系统阐述金砖扩容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推动作用。

一、金砖国家扩容的背景与内在逻辑

（一）新兴经济体崛起与全球治理失衡的矛盾

过去几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超过50%，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却与其实力严重不匹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其投票权分配长期向发达国家倾斜，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占比甚至低于其经济总量占比；世界银行的贷款政策也常附加与发展需求无关的政治条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关键领域面临资金与技术瓶颈。这种“权利-责任”失衡的治理格局，既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也加剧了全球发展鸿沟。

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自成立之初便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改革。但早期的金砖五国虽覆盖亚、非、拉、欧四大洲，却在中东、北非等重要地缘板块的代表性不足，难以全面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多元诉求。随着沙特、伊朗等中东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加入，金砖机制的地域覆盖从“四大洲”扩展至“五大洲”，人口总量占全球比重超过45%，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接近30%，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约25%。这种规模与结构的变化，使金砖国家更有能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聚合器”，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坚实的民意基础与力量支撑。

（二）金砖机制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金砖合作机制的生命力在于开放性与包容性。从最初的“金砖四国”（BRIC）到“金砖五国”（BRICS），再到如今的“金砖十一国”（BRICS+），扩容始终是金砖机制适应时代需求、保持活力的重要手段。早期的金砖合作以经济领域为主，通过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等机制为成员国提供发展支持；随着国际形势复杂化，金砖国家逐渐将合作范围扩展至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治理新领域。然而，单一领域的合作难以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复杂性，更需要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共同参与。例如，中东国家在能源治理中的独特地位，非洲国家在减贫与粮食安全中的实践经验，拉美国家在区域一体化中的探索成果，都能为金砖合作注入新的智慧与资源。扩容后的金砖机制，通过吸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形成了“南南合作”的多元样本，既丰富了金砖合作的内涵，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具普适性的解决方案。

二、金砖扩容推动全球治理代表性提升

（一）从“西方中心”到“多元共治”的格局转变

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矛盾之一是代表性不足。传统治理机制如七国集团（G7）虽占全球经济总量约30%，却长期主导国际规则制定；而占全球人口8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金融机构等关键平台的话语权相对有限。金砖扩容后，成员国覆盖全球主要新兴市场与资源富集区，既包括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也包括沙特、阿联酋等能源出口国，还包括埃塞俄比亚等最不发达国家。这种“大、中、小”国家并存，“资源型、制造型、服务型”经济体互补的结构，使金砖机制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例如，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金砖国家既能代表制造业大国对绿色技术转移的需求，也能代表小岛屿国家对气候适应资金的呼吁；在粮食安全议题上，既能体现农业出口国对贸易规则公平性的关注，也能反映粮食进口国对价格稳定的期待。这种多元代表性，推动全球治理从“少数国家主导”向“多数国家参与”转变。

（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整合与表达

全球治理中的“声音缺失”不仅体现在制度性话语权不足，更体现在发展中国家诉求分散、难以形成合力。过去，发展中国家因地域、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在国际谈判中常出现“各自为战”的局面，导致合理诉求被忽视。金砖扩容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协调机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利益整合的平台。例如，金砖国家每年举行经贸部长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成员国可在这些场合就贸易便利化、债务减免、技术合作等议题进行预协商，形成共同立场后再参与国际组织谈判。以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