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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厌恶（前景理论）与保险需求的实证检验

一、引言

在风险管理与个人决策领域，保险需求的驱动因素始终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传统经济学假设个体是“理性经济人”，认为保险需求源于对期望效用的最大化计算——当保费低于期望损失时，理性个体会选择购买保险。然而现实中，许多人即使面对保费高于期望损失的情况仍会投保，也有部分人在风险明确时拒绝基础保障，这种“非理性”行为难以用传统理论完全解释。

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的提出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新视角。该理论由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于1979年提出，核心观点是：个体在决策时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更关注相对于参照点的“损失”与“收益”，且对损失的敏感度远高于同等收益（即损失厌恶）。保险作为典型的“损失转移工具”，其需求与个体的损失厌恶倾向存在天然联系——人们为避免潜在损失愿意支付溢价，本质上是损失厌恶心理在风险决策中的具体表现。

本文将基于前景理论框架，系统探讨损失厌恶对保险需求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二者的关联强度与方向，以期为保险产品设计、消费者行为引导提供理论支持。

二、理论基础：损失厌恶与保险需求的内在逻辑

（一）前景理论的核心内涵

前景理论突破了传统期望效用理论的“完全理性”假设，提出个体决策分为“编辑阶段”与“评价阶段”。在编辑阶段，个体通过设定参照点（如当前财富水平、预期收益等）将事件转化为“损失”或“收益”；在评价阶段，个体使用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对结果进行评估。

价值函数是前景理论的核心工具，其形状呈现“凹于收益、凸于损失”的S型特征：在收益区域（参照点以上），价值函数斜率递减，体现“风险厌恶”；在损失区域（参照点以下），价值函数斜率递增，体现“风险寻求”。更关键的是，损失区域的斜率绝对值远大于收益区域（损失厌恶系数通常在1.5-2.5之间），即“损失1元的痛苦约等于获得2元的快乐”。这种对损失的敏感性偏差，深刻影响着个体的风险决策行为。

（二）保险需求的传统解释与理论缺口

传统保险需求理论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认为个体是否购买保险取决于“保费”与“期望损失”的比较。假设个体财富为W，面临损失L的概率为p，保费为π。当πpL时，购买保险的期望效用高于自留风险，理性个体会选择投保；反之则拒绝。

但现实中，这一假设常被打破：一方面，商业保险的保费通常包含管理成本与利润，实际π往往高于pL（如车险、健康险），但多数人仍选择投保；另一方面，部分高净值人群可能拒绝购买小额医疗险，即使其保费远低于期望损失。这说明除“期望效用”外，个体的心理特征（如损失厌恶）对保险需求有重要影响。

前景理论的引入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从价值函数看，个体对“潜在损失L”的感知远强于“保费支出π”——即使πpL，损失厌恶心理仍可能驱动个体为避免L的“确定性损失”而支付π的“确定性支出”。例如，假设某家庭面临1%概率损失10万元的风险，保费为1500元（高于期望损失1000元）。对损失厌恶系数为2的个体而言，10万元损失的负效用约为-20万元（10万×2），而1500元保费的负效用为-1500元（因保费属于“确定支出”，未触发损失厌恶），因此购买保险的总效用更高（-1500-200000×1%=-2000）。这种心理计算逻辑，正是损失厌恶驱动保险需求的底层机制。

三、作用机制：损失厌恶影响保险需求的多维路径

（一）风险感知偏差：放大损失的心理权重

损失厌恶会改变个体对风险概率的主观评估。根据前景理论的权重函数，个体对小概率事件的权重会高估（如“99%安全”被感知为“可能发生风险”），而对大概率事件的权重会低估（如“1%风险”被感知为“必须防范”）。这种偏差在保险决策中尤为明显：当个体面临小概率高损失风险（如重大疾病、火灾）时，损失厌恶会放大其对“损失发生”的担忧，即使客观概率很低，也会因“无法承受损失”而选择投保。

例如，针对家庭财产险的调研显示，经历过盗窃事件的群体（损失记忆强化了损失厌恶）对“未来被盗”的概率评估比实际高3-5倍，其投保率比未经历者高40%以上。这说明，损失厌恶通过扭曲风险感知，使个体更倾向于通过保险转移“不可接受的损失”。

（二）参照点依赖：动态调整保障需求

参照点是个体评估“损失”与“收益”的基准线，可能是当前财富、社会平均保障水平或个人预期。损失厌恶的作用强度与参照点密切相关：当参照点为“无保险状态”时，未投保意味着“可能损失L”，投保则意味着“确定支出π”；当参照点为“已有部分保障”时，未补充保险意味着“可能损失L-已赔付部分”，投保则意味着“额外支出π’”。

例如，在健康险市场中，已有基本医保的人群（参照点较高）对“自费部分”的损失更敏感，其购买商业医疗险的意愿比无医保者高25%；而高收入群体（参照点为“维持现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