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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人格权编名誉权保护解读

引言

名誉是社会对民事主体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是个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重要精神财富。作为人格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名誉权的保护不仅关乎个体尊严，更与社会公序良俗、法治文明建设紧密相连。我国民法典首次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这一立法创新为名誉权保护提供了更系统、更精准的制度框架。相较于此前的民事法律规范，民法典人格权编对名誉权的定义、侵害行为的认定、权利救济途径等作出了全面升级，既回应了网络时代名誉权保护的新挑战，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理念。本文将围绕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名誉权保护的核心内容，从法理基础、制度创新、实践适用及社会价值等维度展开深入解读。

一、名誉权保护的基础法理与立法演进

（一）名誉权的法律属性与核心内涵

名誉权是民事主体对其自身社会评价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其本质是对“社会评价”这一无形利益的支配与维护。与生命权、健康权等物质性人格权不同，名誉权属于精神性人格权，其保护对象并非民事主体的身体或财产，而是基于社会交往形成的客观评价。这种评价具有客观性——它不依赖于民事主体的主观感受，而是社会公众基于一定事实的综合判断；同时具有易损性——一条不实信息、一次恶意诋毁，都可能在短时间内降低甚至摧毁长期积累的社会评价。

例如，个体经营者张某长期诚信经营，在当地形成了“货真价实”的良好口碑，这一评价本身虽无形，却能转化为商业机会与经济利益。若有人散布“张某售卖假冒商品”的谣言，即使最终被澄清，张某也可能因客户流失遭受直接损失，这正是名誉权受损的典型表现。

（二）我国名誉权保护的立法发展脉络

我国对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可追溯至改革开放初期。1986年《民法通则》首次以基本法律形式确立名誉权，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一规定虽奠定了基础，但较为原则化，对“侮辱”“诽谤”的具体界定、责任认定标准等未作细化。

2009年《侵权责任法》将名誉权纳入民事权益保护范围，明确侵害名誉权需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责任，但仍未解决网络时代的新问题，如网络谣言的快速传播、侵权主体的隐蔽性等。

2017年《民法总则》延续了对名誉权的保护，并强调“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但因体例限制未展开具体规则。直至2020年民法典颁布，人格权独立成编（第四编），其中第1024条至第1031条以7个条文系统规定了名誉权的定义、侵害行为、免责情形、救济方式等，实现了从“分散保护”到“体系化保护”的跨越。

二、民法典人格权编对名誉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一）名誉权定义的精准化：从“概括式”到“要件式”

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这一规定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名誉”的核心要素——即对“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维度的社会评价，而非民事主体的自我感觉或主观情感。

这一调整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例如，在某网络争议事件中，甲称乙“缺乏专业能力”，乙以“主观感受受损”为由起诉。若按旧规，法院需结合社会一般认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而根据民法典，需重点审查“缺乏专业能力”是否属于对乙“才能”的社会评价降低，且是否有事实依据。若甲无法证明乙确实存在能力缺陷，则可能被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二）侵害行为的类型化：明确“侮辱”“诽谤”的边界

民法典延续了“禁止侮辱、诽谤”的表述，但通过体系解释与司法实践经验总结，进一步细化了两类行为的特征：

侮辱行为：指以暴力、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公然贬损他人人格、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行为。其核心在于“公然性”与“贬损性”，如当众辱骂他人“道德败坏”、在社交平台发布丑化他人的P图等。

诽谤行为：指捏造、散布虚假事实，足以使他人社会评价降低的行为。其关键在于“虚假性”与“传播性”，如编造“某人因盗窃被处罚”的不实信息并转发扩散。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将“等方式”作为兜底，涵盖了新型侵权形态，如“恶意丑化历史人物”（可能同时侵害死者名誉）、“利用算法推荐传播不实信息”等，为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挑战预留了法律空间。

（三）责任认定的科学化：平衡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

名誉权保护需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等权利相平衡。民法典第1025条至第1026条对此作出了突破性规定：

免责情形：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存在“捏造、歪曲事实”“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三种除外情形（第1025条）。

合理核实义务：判断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需考虑“内容来源的可信度”“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否进行必要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