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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中“理性”概念的性别化建构——基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反拨

摘要：启蒙运动被誉为“理性”的时代，其思想家高举理性旗帜，以此作为对抗迷信、专制和无知的终极武器。然而，这一被宣称为“普遍”的人类能力，在其建构和应用中却具有深刻的性别排他性。启蒙话语中的“理性”常被默认为一种男性特质，而女性则被与“情感”、“直觉”和“自然”相捆绑，从而被排除在理性的公共领域之外。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启蒙运动中“理性”概念的性别化建构，并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中的论述作为核心分析文本，剖析她如何对这一性别化的“理性”霸权发起反拨。本研究采用批判性文本分析与概念史相结合的方法，以《女权辩护》为中心，并将其置于与卢梭《爱弥儿》等主流启蒙文本的对话之中。研究发现，沃斯通克拉夫特精准地诊断出，当时对女性的“非理性”规训，是一种服务于男性利益的、经由错误教育体制所施加的“人为”束缚，而非“自然”本性。她激烈地批判了“情感崇拜”的文化，认为这是女性堕落和被奴役的根源。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反拨策略并非抛弃理性，而是夺回理性。她主张，理性和德性是上帝赋予全人类的、不分性别的普遍能力。因此，她要求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机会，以培养其理性，使其成为独立的“人”和“公民”，而非男性的附庸。本研究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揭示了启蒙运动“普遍理性”承诺中的深刻悖论，并通过将理性重新定义为普世的人类德性基础，为现代女权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

关键词：启蒙运动；理性；性别化建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情感

一、引言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标志着西方思想史的一个高峰。它以“理性”为核心武器，对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权威和封建专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敢于求知”的呐喊，理性被视为人类脱离“未成年状态”、实现自主和解放的唯一途径。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如洛克、伏尔泰、卢梭和康德，都致力于构建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政治结构和道德体系。理性被赋予了普遍性、客观性和超越性的光环，它似乎是全人类共有的、不证自明的最高禀赋。

然而，在这片“理性之光”的普照之下，却隐藏着深刻的阴影。这一被宣称为“普遍”的理性主体，在实践中往往被默认为“男性的”、“欧洲的”和“有产的”。其中，性别的排斥尤为系统和顽固。当启蒙思想家们在公共领域中构建“理性公民”的理想形象时，女性的“位置”却被戏剧性地重新定义和限制。她们被从理性的公共领域中驱逐出去，而被安置在“情感”的、“自然”的、“私人”的家庭领域之中。

这一性别化建构的最典型代表，莫过于让-雅克·卢梭。卢梭在《爱弥儿》中，一方面为男性“爱弥儿”设计了一套培养其独立理性和公民德性的教育，另一方面却为女性“苏菲”设计了一套截然相反的、旨在培养其“顺从”、“感性”和“取悦男性”能力的教育。在卢梭看来，女性的“理性”是次要的、工具性的，她们的天职是服务于男性公民。这种将女性本质化为“非理性”存在的论调，在十八世纪的“情感文化”中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和强化，女性被鼓励沉溺于“多愁善感”，以此为美德。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1792）横空出世。这部著作不仅是“愤怒的呐喊”，更是一部逻辑严谨、思想深刻的哲学“反拨”。沃斯通克拉夫特，作为深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熏陶的“局内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启蒙话语的“性别悖论”。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如何在其《女权辩护》中，系统性地揭露、诊断和解构启蒙运动中“理性”概念的性别化建构的？她又是如何通过“反拨”——即挪用并重构启蒙运动自身的“理性”和“德性”话语——来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智识与道德地位的？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超越将沃斯通克拉夫特简单归类为“启蒙之女”或“启蒙的批判者”的二元对立，而将其视为启蒙运动“最彻底的实践者”和“最深刻的内部批判者”。本文将详细剖析她如何将“理性”从一种“男性特权”重新定义为一种“普遍人性”，并论证这一重构对于理解启蒙运动的内在矛盾以及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起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启蒙运动、“理性”及其性别维度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对启蒙运动“理性”主流叙事的分析、对启蒙话语的女性主义批判，以及关于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专门研究。

首先，关于启蒙运动“理性”的主流研究，长期以来聚焦于其作为一种“解放性”力量的积极作用。从彼得·盖伊将启蒙运动描述为一场“现代异教徒”的理性复兴，到恩斯特·卡西尔对其哲学基础的深入阐释，这些研究确立了“理性”作为启蒙运动核心概念的地位。然而，这些经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性别的维度，它们所讨论的“人”在无意中默认为“男性”。

其次，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对启蒙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