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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探视权执行案例

引言

子女探视权是离婚或分居家庭中未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法定权利，也是未成年子女获得父母双方关爱的重要保障。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探视权执行却常因直接抚养方的抵触、未成年子女的主观意愿变化、执行手段有限等问题陷入困境。本文通过梳理典型执行案例，分析探视权执行的难点与突破路径，以期为类似案件提供参考，更重要的是让“法律文书上的权利”真正转化为子女成长中的温暖陪伴。

一、典型探视权执行案例分析

（一）因抚养费纠纷引发的探视权阻挠案

张某与李某因感情破裂离婚，法院判决婚生子小宇由李某直接抚养，张某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每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可探视小宇。判决生效初期，张某按时支付抚养费，探视也能正常进行。但半年后，张某因工作变动收入减少，连续3个月未足额支付抚养费，李某遂以“未履行抚养义务”为由，拒绝张某探视小宇。张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首次上门时，李某情绪激动：“他连孩子的奶粉钱都不给，凭什么看孩子？”小宇躲在房间里不敢出门，执行现场一度僵持。

执行团队并未简单采取强制带离措施，而是分两步推进：首先调取张某近3个月的工资流水，确认其因公司裁员导致收入下降40%，并非恶意拖欠；随后组织双方调解，提出张某可按当前收入比例调整抚养费至1500元，李某需恢复探视权。李某仍有顾虑：“调整了他又不付怎么办？”法官建议双方签订《探视与抚养费履行协议》，约定张某若连续2个月未支付抚养费，探视权暂停；若李某无正当理由阻挠探视，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张某补付了部分抚养费，李某也同意按原时间让张某探视小宇。

（二）未成年子女明确拒绝探视的执行困境案

王某与陈某离婚后，12岁的女儿小琪由陈某抚养。王某因工作原因长期在外地，最初两年通过视频通话保持联系，但随着小琪进入青春期，逐渐抗拒与王某沟通。王某回乡后要求每月两次当面探视，小琪却明确表示：“我不想见爸爸，他以前总跟妈妈吵架。”陈某虽未直接阻挠，但表示尊重女儿意愿。王某申请执行后，执行法官单独与小琪谈心，发现她对父亲的抵触源于童年时父母频繁争吵的阴影，并非王某现在有不当行为。

考虑到小琪已年满8周岁（《民法典》规定需尊重其真实意愿），法院并未强制要求小琪见面，而是采取“过渡式探视”方案：第一阶段由王某通过书信、送学习用品等方式建立情感联结；第二阶段在社区工作人员陪同下进行短时间见面（每次1小时）；第三阶段根据小琪的接受程度逐步延长探视时间。同时，法院为王某和小琪安排了3次家庭心理咨询，帮助王某理解女儿的心理需求，小琪也逐渐打开心扉：“爸爸现在会听我说话了，不像以前总跟妈妈争。”3个月后，小琪主动提出可以每月见爸爸一次。

（三）异地探视引发的执行协调案

刘某（北京）与赵某（广州）离婚后，儿子小阳由赵某抚养。法院判决刘某每季度可探视一次，每次3天，需提前15天与赵某协商具体时间。但刘某第一次提出探视时，赵某以“孩子要参加夏令营”为由拒绝；第二次又以“工作出差无法陪同”为由推托。刘某无奈申请执行，执行法院联系赵某所在地法院协助，两地法院联合走访发现：赵某因离婚时财产分割问题对刘某仍有怨恨，故意设置障碍；小阳则因长期未与父亲见面，对刘某感到陌生。

针对异地执行难题，法院采取“协作执行+弹性安排”策略：首先向赵某送达《履行协助义务通知书》，明确其若继续阻挠可能面临罚款或拘留；同时与赵某单位沟通，协调其在刘某探视期间安排调休；考虑到小阳的学习安排，将探视时间调整为寒暑假各一次，每次5天，由刘某负责往返交通。执行法官还建立了“探视监督群”，邀请社区工作人员、小阳的班主任加入，实时跟进探视情况。最终，刘某在暑假期间顺利将小阳接到北京，带他参观科技馆、一起做饭，小阳返程时对刘某说：“爸爸，下次我想早点来。”

二、探视权执行的核心难点解析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探视权执行不同于普通财产类案件，其特殊性在于涉及人身权利与情感关系，执行过程中往往面临以下共性难题：

（一）直接抚养方的对抗心理与执行威慑力不足

许多直接抚养方将探视权与“争夺抚养权”“否定自己付出”划等号，认为允许对方探视是对自身的“妥协”。如第一个案例中的李某，将抚养费支付与探视权强行绑定，本质是将子女作为情感博弈的工具。而现行法律对阻挠探视的惩罚措施（主要是罚款、拘留）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局限性：一方面，直接抚养方可能“宁可被拘留几天，也不让对方见孩子”；另一方面，若对直接抚养方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导致其将负面情绪转嫁到子女身上，反而伤害孩子。

（二）未成年子女意愿的认定标准模糊

《民法典》规定“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但“真实意愿”的认定缺乏具体操作指引。如第二个案例中的小琪，其拒绝探视的表述可能是一时情绪，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