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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责任认定最新规定

引言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一枚鸡蛋从25楼抛下可致人死亡，一块瓷砖坠落能瞬间夺走生命。这类行为不仅威胁公众人身安全，更破坏社会公共秩序。近年来，随着城市高层建筑增多，高空抛物事件频发，但长期存在“调查难、追责难、维权难”问题：部分案件因无法锁定直接责任人，受害者索赔无门；部分可能加害人因“连坐”补偿产生抵触；物业、管理方责任边界模糊等。为破解这些困局，我国立法不断完善，特别是《民法典》的出台，以专条形式系统规定高空抛物责任认定规则，构建了“预防-追责-救济”的全链条制度框架。本文将围绕最新规定，从立法演进、责任主体认定、特殊情形处理、社会共治机制等维度展开详细分析。

一、立法背景与制度演进：从“模糊”到“精准”的法治进步

（一）《侵权责任法》时期的局限性

在《民法典》实施前，高空抛物责任认定主要依据《侵权责任法》第87条。该条款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一规定虽为受害者提供了救济途径，但在实践中暴露诸多问题：

其一，“可能加害人”范围不明确。法律未明确“可能”的判断标准，导致部分案件中，与抛掷物坠落位置无关的住户也被要求补偿，引发“连坐”争议。例如某小区发生高空抛物后，法院曾判决整栋楼20户居民补偿，其中部分住户长期空置，仍被要求承担责任，引发舆论质疑。

其二，追偿机制缺失。原条款仅规定可能加害人补偿，但未明确后续若找到实际侵权人，已补偿的住户能否追偿。这导致“真凶”出现后，补偿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救济，制度公平性受损。

其三，责任主体单一。原条款未明确物业、管理方的责任，仅聚焦于“可能加害人”，导致实践中物业缺乏主动预防的动力，部分小区未安装监控、未设置警示标识，间接助长了高空抛物行为。

（二）《民法典》的突破性修订

针对上述问题，《民法典》第1254条对高空抛物责任认定进行了系统性重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明确“禁止性义务”。条款开篇即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将高空抛物从道德约束上升为法律禁止行为，强化行为的违法性，为后续追责提供基础。

第二，构建“多元责任主体”。除直接侵权人外，新增物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公安机关的调查职责，形成“直接责任人-可能加害人-物业-公权力机关”的责任链条。例如，条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明确物业需通过安装监控、巡查、设置防护网等方式预防风险。

第三，完善“追偿与免责”机制。一方面，明确“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解决了原条款中补偿者权益无法救济的问题；另一方面，强调“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才适用可能加害人补偿规则”，要求公安机关应依法及时调查，尽可能查明责任人，避免随意扩大“可能加害人”范围。

这一修订标志着高空抛物责任认定从“事后补偿”转向“事前预防+精准追责”，既保障了受害者权益，又兼顾了公平正义。

二、责任主体的具体认定：谁该为高空抛物“买单”？

（一）直接侵权人：第一责任主体

根据最新规定，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直接侵权人（即实际抛掷物品或管理不善导致物品坠落的行为人）应承担首要责任。这一认定遵循“谁侵权、谁担责”的基本法理。例如，住户张某因与邻居争执，故意将花盆从阳台扔下，砸伤路过的李某，张某需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全部赔偿责任；若王某未固定阳台护栏，大风将护栏吹落砸伤行人，王某作为管理人因未尽到管理义务，同样需承担侵权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直接侵权人的责任不仅包括人身损害赔偿，还可能涉及财产损失。例如，坠落物品砸坏车辆、砸穿屋顶，侵权人需赔偿车辆维修费用、房屋修复费用等。若行为情节严重（如故意抛掷重物、多次抛物），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故意伤害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需承担刑事责任。

（二）可能加害人：补充责任主体

当无法查明直接侵权人时，“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需承担补充补偿责任，但这一责任的适用有严格限制：

首先，“可能加害人”的范围需合理界定。根据司法实践，通常指“与抛掷物坠落位置具有空间关联性的住户”，即可能抛掷物品的楼层住户。例如，物品从7楼至15楼之间的某窗户坠落，则7-15楼的住户可能被认定为“可能加害人”，而1-6楼、16楼以上住户若能证明自己不具备抛掷条件（如窗户封闭、长期无人居住），可排除责任。

其次，“可能加害人”享有免责抗辩权。住户若能证明以下情形之一，可免除补偿责任：一是自己并非“建筑物使用人”（如房屋未交付、长期空置且无使用痕迹）；二是从自身居住位置无法抛掷物品至损害发生地（如窗户朝向与坠落路径相反、安装防护栏无法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