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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势中“金砖国家扩容”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引言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因代表性不足、响应滞后等问题饱受诟病，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发声、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金砖合作机制自诞生以来便以“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鲜明底色，成为全球治理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沙特、伊朗、埃塞俄比亚、埃及、阿根廷、阿联酋六国正式加入，金砖从“五国”迈向“十国”，这一历史性扩容不仅是金砖机制自身的规模突破，更对全球治理的结构、理念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从扩容的内在逻辑出发，系统分析其对全球治理的多维重塑。

一、金砖扩容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基础

任何机制的扩容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金砖扩容既源于新兴市场国家寻求更公平国际秩序的共同诉求，也得益于金砖机制自身的吸引力与生命力。

（一）新兴市场国家联合自强的必然选择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70%，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传统治理机构中，其投票权与代表性仍与经济权重不匹配。以IMF为例，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长期低于其经济总量占比，导致其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声音小、话语权弱”。这种结构性失衡促使发展中国家寻求新的合作平台，而金砖机制自2009年首次峰会以来，始终以“非对抗性、非排他性”为原则，聚焦发展议题，为成员国提供了平等对话的空间。例如，金砖新开发银行成立后，累计批准项目融资超300亿美元，重点支持成员国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项目，这种“发展优先”的实践模式，让更多国家看到了联合自强的可行性。

（二）金砖机制吸引力的持续提升

金砖扩容的关键在于机制本身的“含金量”。经过十余年发展，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12%升至26%，贸易总额占全球1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种“硬实力”的积累，使金砖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合作的“标杆”。更重要的是，金砖机制形成了独特的“金砖模式”：不设门槛、不搞意识形态划线，以“协商一致”为决策原则，强调“合作而非对抗”“共赢而非零和”。例如，在应对全球粮食危机时，金砖国家通过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稳定了区域粮食供应链；在气候变化领域，金砖环境部长会议推动建立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共享平台。这些务实合作成果，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加入金砖不仅能获得发展资源，更能参与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规则。

（三）新成员的广泛代表性与互补性

2023年加入的六国具有鲜明的地域与发展特征：沙特、伊朗是中东地区重要能源输出国，埃塞俄比亚、埃及是非洲人口与经济大国，阿根廷是拉美农业与资源强国，阿联酋则是中东金融与贸易枢纽。这种“跨区域、多类型”的扩员，使金砖的地理覆盖从“金砖五国”的亚非拉核心区，扩展至中东、北非、南美次区域，成员国人口占全球47%，GDP总量占全球29%（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基本涵盖了全球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类型。更关键的是，新成员与原金砖国家在资源、产业、市场等方面形成互补：例如，巴西的农业与阿根廷的农产品加工可形成产业链协同，南非的矿产资源与沙特的能源资本可对接，中国的制造业与埃及的人口红利可联动。这种互补性不仅增强了金砖内部的经济韧性，更提升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议题覆盖能力”。

二、对全球治理结构的多维重塑

全球治理的核心是“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金砖扩容通过扩大参与主体、拓展治理议题、创新制度供给，对这一结构进行了系统性调整。

（一）权力结构：从“西方中心”到“多元共治”

传统全球治理体系长期由美欧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关键职位几乎被西方把控，规则制定往往优先考虑发达国家利益。金砖扩容后，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话语权显著提升。以贸易规则为例，金砖国家已建立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框架，推动简化海关程序、降低非关税壁垒，这些规则更贴合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需求。在气候变化领域，金砖国家共同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对发达国家“甩锅”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数据显示，金砖十国在联合国大会重要决议中的协调投票率超过80%，这种“集体发声”能力，正在改变“少数国家定规则、多数国家跟从”的旧格局。

（二）议题覆盖：从“经济为主”到“发展全领域”

早期金砖合作以经贸、金融为核心，如推动本币结算、建立应急储备安排等。扩容后，金砖的治理议题已扩展至发展的全链条。例如，在粮食安全领域，金砖国家建立了农业科技联合实验室，共享抗旱作物培育技术；在数字治理领域，金砖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聚焦跨境数据流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数字规则制定提供了平台；在公共卫生领域，金砖疫苗研发中心已启动联合攻关，重点针对热带病与传染病开发低成本疫苗。这种“发展导向”的议题扩展，回应了全球治理中“重效率、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