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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难点与突破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卖行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据统计，我国外卖骑手群体规模已达千万级别，他们穿梭于城市街巷，支撑起“即时配送”的生活服务网络。然而，与庞大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长期处于模糊地带。从骑手因工伤索赔被驳回的司法争议，到多地出现的社保缴纳纠纷，劳动关系认定不清已成为制约骑手权益保障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千万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更影响着新业态经济的规范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本文将围绕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认定的难点展开分析，并探索可行的突破路径。

一、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难点

（一）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与认定标准的传统性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体系建立于传统用工模式基础上，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为核心，强调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即劳动者需接受用人单位的指挥管理、遵守工作规则、由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这种“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三维标准，在传统工厂、企业等固定用工场景中适用良好，但面对外卖骑手这类新业态劳动者时，却暴露出明显的滞后性。

首先，“人格从属性”难以界定。传统劳动者需严格遵守考勤、排班等管理制度，但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接单与否、调整送餐路线，平台虽通过算法设定配送时间、派单规则，却不直接强制骑手到岗。例如，某骑手可能上午接单2小时后休息，下午再接单3小时，这种弹性工作模式与传统“坐班制”差异显著，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是否接受管理”的判断出现分歧。

其次，“经济从属性”的认定复杂化。传统劳动者的收入主要依赖固定工资，而骑手收入由接单量、好评率、距离补贴等多因素决定，看似“多劳多得”的市场化分配方式，实则隐含平台对定价权的绝对控制——配送单价、奖励规则由平台单方制定，骑手缺乏议价能力。这种“表面自主、实质依附”的经济关系，让裁判者难以直接套用“经济从属性”标准。

最后，法律规范的空白加剧了认定难度。现行《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未明确新业态用工的特殊情形，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也未针对平台经济出台专门规定，导致各地法院在裁判时缺乏统一依据，同案不同判现象频发。

（二）平台用工模式的多样性与法律关系的隐蔽性

外卖平台为规避劳动关系认定，普遍采用“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策略，形成了复杂的用工模式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直营模式”，即平台直接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保，骑手需遵守严格的考勤与管理制度。这类模式占比不足10%，多见于平台为保障核心区域配送时效的场景。

第二类是“专送模式”，平台将配送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劳务公司，劳务公司与骑手签订“劳务合同”或“合作协议”，平台通过系统对骑手进行派单、考核，但不直接与骑手建立合同关系。这种模式下，平台虽实际控制骑手的工作过程，却通过“外包”切断了法律上的直接关联。

第三类是“众包模式”，骑手通过平台注册成为“自由职业者”，可同时为多个平台接单，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不限制接单时间与数量。众包骑手占比超过60%，是争议最集中的群体——他们虽需遵守平台的配送规则（如超时扣钱、差评罚款），但合同中往往明确约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这些用工模式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合同设计、第三方介入等方式模糊法律关系。例如，某平台与骑手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乙方（骑手）自主决定工作时间，甲方（平台）不承担社保义务”，同时通过算法系统对骑手实施“隐形管理”——派单量与在线时长挂钩、配送路线由系统强制规划、差评直接影响收入。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的控制”，让劳动关系认定陷入“看合同还是看实际”的两难境地。

（三）骑手权益保障的现实困境与认定需求的迫切性

劳动关系认定不仅是法律定性问题，更直接关系到骑手的实际权益。若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骑手可依法享有最低工资、工伤保险、解除合同经济补偿等权益；若不被认定，则仅能依据民事合同主张权利，权益保障力度大幅降低。现实中，骑手面临的权益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职业伤害风险高但保障缺失。外卖骑手日均骑行超8小时，交通事故率远高于其他职业，但多数众包骑手未缴纳工伤保险。据某公益组织调研，超70%的骑手曾因交通事故受伤，其中仅15%获得过平台或保险公司的足额赔偿，其余需自行承担医疗费用。

二是收入稳定性差且缺乏底线保护。平台通过“动态定价”机制调整配送单价，在高峰时段压低单价（如从每单6元降至4元），却要求骑手“抢单”竞争；部分骑手为增加收入被迫超时工作，月均工作时长超300小时，但因未被认定为劳动关系，无法主张加班费。

三是维权渠道不畅且成本高昂。骑手与平台发生争议时，若未签订劳动合同，需自行收集“工作证”“派单记录”“工资流水”等证据证明劳动关系，但平台往往以“合作关系”为由拒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