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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火灾事故快2年了仍无调查报告

一、13名9岁生命消逝后的漫长等待

2024年1月19日深夜，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砚山铺村英才学校的一间宿舍里，一场大火无情吞噬了13名9岁孩子的生命。这些本应在书桌前读书、在操场上奔跑的三年级学生，永远停在了那个寒冷的冬夜。4名受伤的孩子，也在这场灾难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身心创伤。

事故发生4天后的1月23日，方城县英才学校火灾事故处置指挥部曾发布通报，明确表示“河南省调查组正在对事故原因、事故性质、消防器材配备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同时提到“涉事学校7名相关责任人员已被依法控制，纪检监察部门同步启动问责调查”。这则通报如同一颗定心丸，让13个破碎家庭看到了真相大白的希望。

然而，两年后的今天，这份承诺中的“及时公布”依然没有兑现。遇难学生家长范永归的故事，正是所有家属困境的缩影。火灾发生时，他和妻子正在广东东莞务工，接到村里电话后连夜乘最早航班赶回河南。下飞机后，他们被“安抚小组”接到宾馆，被告知需等待DNA检测结果、其他家长到齐才能见孩子。“我只想看孩子最后一眼”的朴素诉求，被层层程序拖延。最终，他不得不签署一份赔偿协议，才得以在殡仪馆见到儿子的遗体。

此后的700多个日夜，范永归和其他家属始终在等待。他们多次通过合法途径申请公开事故调查报告，得到的回复要么是“调查仍在进行”，要么是“涉及未成年人，不予公布”。更令人心酸的是，有家属上个月终于获准“了解”调查报告内容，但需先签保密协议，且只能听工作人员口头念诵，不能查看纸质文件，更不准拍照留存。这种“半遮半掩”的信息传递方式，让家属们既困惑又愤怒——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一份能看清、能留存的“交代”。

二、“未成年人保护”为何成了遮羞布？

对于调查报告迟迟未公布的原因，当地有关部门给出的主要理由是“涉及未成年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不予公布”。这一解释看似有法可依，实则经不起推敲。

首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核心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和权益，而非为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设置障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有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姓名、影像、住所、就读学校以及其他可能识别出其身份的信息，但查找失踪、被拐卖未成年人等情形除外。”法律明确限制的是“可能识别未成年人身份的信息”，而非事故调查的整体结论。事故原因、责任认定、防范措施等关键信息，并不涉及具体未成年人的隐私，完全可以在隐去姓名、肖像等个人信息后向社会公开。

其次，家属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有权知晓事故的全部真相。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事故调查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在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名。”第三十二条进一步明确：“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15日内做出批复；特别重大事故，30日内做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0日。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

方城火灾造成13人死亡，属于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的为重大事故）。按照规定，调查应在60日内完成，特殊情况可延长至120日，政府批复应在15日内完成。但从2024年1月19日事故发生至今已近两年，即便算上调查延期，时间也远超法定时限。当地所谓“调查报告去年5月已完成”的说法，若属实，为何至今未依法批复并公开？这背后的“保密”逻辑，显然与法律精神相悖。

三、捂盖子背后的权力观与治理困局

方城火灾调查报告“难产”，表面看是信息公开的拖延，本质上反映的是部分地方官员扭曲的权力观和落后的治理思维。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将“突发事件”等同于“负面舆情”，将“信息公开”视为“风险扩散”，习惯用“捂盖子”的方式应对危机。在他们的逻辑中，事故本身已经是“政绩污点”，公开调查结果可能引发家属上访、媒体追问，进一步放大“负面影响”。因此，“能拖则拖”“能瞒则瞒”成了“保平安”的首选策略。这种思维的背后，是将“维护地方形象”凌驾于“保障群众知情权”之上，将“个人乌纱帽”看得比“公共利益”更重。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捂盖子”行为正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是不公开，家属和公众的质疑声越大；质疑声越大，地方越倾向于用更多的“保密”措施来应对，最终导致公信力的彻底崩塌。以方城为例，事故发生初期，官方通报中“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的承诺，曾让家属和公众对政府的透明度抱有期待；但两年的等待、反复的推诿，已让这种期待转化为失望甚至愤怒。当家属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