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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物取回权障碍排除

引言

融资租赁作为连接金融与实体的重要工具，通过“融资+融物”的双重属性，为企业设备升级、资产轻量化提供了关键支持。在此模式中，出租人虽保留租赁物所有权，但依赖租金回收实现收益；承租人则通过占有使用租赁物创造价值。当承租人出现严重违约（如长期欠付租金）时，出租人行使取回权收回租赁物，既是保障自身权益的核心手段，也是平衡双方利益的重要机制。然而，实践中取回权的行使常因法律规定模糊、实务操作复杂、第三方权益介入等问题陷入“想取回却难取回”的困境。本文围绕融资租赁物取回权的障碍及排除路径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融资租赁物取回权的核心要义与现实意义

要解决取回权障碍问题，首先需明确其法律本质与功能定位。融资租赁中的取回权，是指出租人在承租人严重违约时，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返还租赁物并恢复占有的权利。其核心在于通过物的返还，避免出租人因承租人信用风险导致的“钱物两空”，同时为后续再处置（如转租赁、变卖）预留空间。

从行业发展视角看，取回权的有效行使直接影响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若取回权长期难以实现，出租人可能提高融资门槛或增加担保要求，最终推高企业融资成本；反之，若取回权保障机制完善，行业将更愿意为中小微企业、新兴产业提供设备融资支持，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因此，排除取回权障碍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环节。

二、融资租赁物取回权的主要障碍分析

取回权行使的障碍可分为法律层面的“规则模糊”与实务层面的“操作阻滞”，二者相互交织，共同加剧了权利实现的难度。

（一）法律规则模糊：权利边界与冲突解决的不确定性

取回权性质界定的争议

《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七条明确“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的归属”，第七百五十二条规定承租人未支付租金经催告后仍不支付的，出租人可“请求支付全部租金”或“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但对于取回权的法律性质，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物权请求权说”与“债权请求权说”的分歧。若认定为物权请求权，出租人可基于所有权直接主张返还；若认定为债权请求权，则需以合同解除为前提。不同定性会影响取回权的行使条件（如是否需要先行解除合同）、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如能否对抗善意买受人）等关键问题，导致实践中裁判标准不一。

与其他权利的冲突规则缺失

当租赁物上存在其他权利时，取回权的优先性常面临挑战：

与抵押权的冲突：若承租人擅自将租赁物抵押给第三方并办理登记，抵押权人可能主张优先受偿权。此时，出租人能否以“所有权人”身份对抗抵押权？《民法典》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动产抵押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融资租赁中出租人保留的所有权是否需登记？原《物权法》未明确，《民法典》虽新增“动产抵押和所有权保留登记对抗”规则（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七百四十五条），但实践中仍存在登记系统不统一、查询难度大等问题，导致出租人难以证明“抵押权人非善意”。

与破产程序的冲突：当承租人进入破产程序时，出租人主张取回租赁物需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财产属于债务人财产”的例外规定。但法院常以“租赁物由承租人占有使用”为由，认定其属于破产财产，要求出租人通过申报债权而非取回权受偿。这种认定忽视了融资租赁“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本质，导致出租人权益严重受损。

（二）实务操作阻滞：权利实现的多重现实困境

租赁物识别与控制的难度

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多为大型设备、交通工具等特殊资产，部分设备在使用中可能因改装、零部件更换或与其他设备混同（如生产线设备）导致“原物难寻”。例如，某工程机械融资租赁纠纷中，承租人将租赁的挖掘机发动机更换为其他品牌，出租人虽能证明设备整体为租赁物，但发动机的替换导致取回物价值大幅贬损。此外，若租赁物未设置唯一标识（如未安装GPS、未在显著位置标注权属信息），出租人在主张取回时可能因“无法证明物的同一性”被法院驳回请求。

占有状态变更与第三方权益介入

承租人违约后，可能将租赁物转卖、转租给善意第三人，或因债务纠纷被其他债权人查封。此时，出租人需证明第三人“非善意”或“未支付合理对价”，但实务中举证难度极大。例如，承租人将租赁的货车以市场价转卖给不知情的个体运输户，出租人需提供证据证明买受人明知车辆权属存在争议，否则可能因“善意取得”无法取回。此外，若租赁物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法院查封，出租人需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耗时数月甚至数年，期间租赁物可能因保管不善进一步贬值。

执行阶段的现实阻力

即使法院判决支持取回权，执行环节仍可能面临“执行不能”。例如，承租人恶意转移租赁物至外地，或组织人员阻挠执行；部分租赁物因体积大、运输成本高（如大型塔吊），出租人需自行承担拆卸、运输费用，可能出现“取回成本高于物的价值”的尴尬局面。某融资租赁公司曾因取回一台价值50万元的印刷机，支付了20万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