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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幼儿园虐童案最新进展

一、案件核心事实：从虐童行为到司法判决的全程回溯

2025年12月25日，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幼儿园虐童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因犯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被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这一判决不仅为持续近10个月的案件画上阶段性句号，更以司法的明确态度回应了公众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关切。

回溯案件全貌，时间线与行为细节清晰呈现。张某系盘山县鹏程幼儿园学前班教师，2025年3月3日至3月21日期间，其在任职幼儿园内多次对孟某某等8名幼儿实施恐吓、推搡、拍打、拖拽、怼打等虐待行为。3月21日，孟某某母亲李某某通过查看幼儿园监控，发现张某拍打孩子面部、推搡致其头部撞墙的具体画面；次日，李某某带孩子到盘锦市中心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头皮挫伤。这一关键证据链的形成，成为案件突破的重要转折点。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作为负有看护职责的幼儿园教师，违背职业伦理与法律义务，针对多名弱小幼儿实施持续虐待，情节恶劣，已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尽管张某如实供述、当庭认罪并获得部分家长谅解，但考虑到其行为持续时间长达19天、受害儿童达8名、造成实际身体伤害且社会影响恶劣，法院最终决定不予从轻判罚，并依法适用从业禁止，从源头上防止其再次接触未成年人。值得注意的是，涉案儿童孟某某家属对判决结果表示无异议，这既体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也反映出受害者家庭对法律救济的认可。

二、深层问题暴露：幼儿园运营失范的系统性漏洞

张某的个人恶行背后，是幼儿园运营管理的系统性失序。盘锦市纪委监委在接到家长反映后提级核查，揭开了鹏程幼儿园长期存在的多重违规问题：多名幼师不具备从业资格、硬件设施不符合办园规定、许可证到期后仍违规教学、实际经营地址与登记地址不符、不符合普惠性幼儿园认定标准等。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虐童事件发生的“温床”。

首先，师资准入门槛失守是核心隐患。幼儿教师需具备专业资质，这是保障儿童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但鹏程幼儿园却存在“无资质教师上岗”的情况，这意味着部分教师可能缺乏基本的儿童心理认知、情绪管理能力与法律意识，面对幼儿哭闹等日常场景时，易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其次，硬件设施不达标直接威胁儿童安全。例如，墙面防护缺失可能加剧推搡行为的伤害后果，活动区域设计不合理可能增加肢体冲突的概率。再者，许可证过期仍继续办学，暴露出监管部门对民办幼儿园的动态监管缺位——若能在许可证到期前及时介入核查，或许能提前阻断违规运营。此外，实际经营地址与登记地址不符，不仅违反行政管理规定，更让家长难以通过正规渠道监督幼儿园环境，削弱了社会监督的有效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鹏程幼儿园不符合普惠性幼儿园认定标准却仍以“普惠”名义招生。普惠性幼儿园本应承担公益属性，接受更严格的监管与财政补贴，但该园的“挂羊头卖狗肉”行为，既损害了政策公信力，也让家长误以为孩子进入了更规范的教育机构，从而放松了日常监督。这些问题的叠加，最终导致“虐童”这一极端事件的发生，本质上是幼儿园运营全链条失范的集中爆发。

三、司法与监管的双重启示：如何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

此次案件的判决与后续处理，为未成年人保护提供了多重启示，尤其在司法惩戒与监管治理层面，释放出明确的“严”信号。

从司法层面看，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裁判理念。虐待被看护人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本案中张某被判处二年有期徒刑，虽未顶格处罚，但综合考虑其行为的持续性、对象的特殊性（幼儿）及后果的严重性，这一判决已传递出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的态度。更具突破性的是从业禁止的适用——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法院可禁止犯罪人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至五年。本案中虽未明确禁止期限，但“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的判决，直接切断了其再次侵害儿童的可能，这种“事后阻断”机制对同类案件具有显著的警示作用。

从监管层面看，纪委监委对24名相关责任人员的党纪政纪处分与组织处理，以及鹏程幼儿园的永久关停，标志着对失职失责行为的“全链条追责”。这一处理突破了“只追直接行为人”的局限，将监管部门的审批失职、日常巡查缺位、许可证管理疏漏等间接责任一并纳入追责范围，形成“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的倒逼机制。例如，若教育部门在许可证到期前未督促幼儿园换证，或在日常检查中未发现幼师资质问题，相关责任人需承担相应责任。这种“问责到人”的监管模式，有助于推动职能部门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

此外，家长与社会监督的作用在本案中得到验证。孟某某母亲通过查看监控发现异常并及时报警，成为案件得以揭露的关键。这提示我们，需进一步畅通家长参与监督的渠道：例如，强制要求幼儿园实时开放监控（需保护儿童隐私）、建立家长委员会定期巡查制度、完善匿名举报奖励机制等。只有将“政府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