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改革中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诉求.docxVIP

WTO改革中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诉求

一、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历史脉络与法理基础

在WTO改革的讨论中，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SpecialandDifferentialTreatment，以下简称SD）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这种待遇并非“额外的优惠”，而是多边贸易体制从诞生之初就嵌入的“公平基因”——它源于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尊重，是纠正国际经济秩序不平衡的制度工具。要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诉求，首先需要回溯SD的历史演变与法理根基。

（一）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历史溯源：从GATT到WTO的演变

SD的起源可追溯至战后全球贸易体系的重构。20世纪50年代，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大批发展中国家独立并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此时的GATT虽以“自由贸易”为核心，但发展中国家很快发现：基于“平等对待”的规则对经济实力薄弱的它们而言，更像是“不平等的枷锁”——发达国家的产业已高度成熟，而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如纺织、钢铁）根本无法与前者竞争。

为回应这一矛盾，GATT在1955年修订时加入第18条，首次明确“允许发展中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采取特殊措施”。该条款分为三部分：A款允许发展中国家因国际收支困难暂时提高关税；B款授权发展中国家对“幼稚产业”（如本国刚起步的汽车制造业）实行进口限制；C款则允许最不发达国家（LDCs）保留更灵活的贸易政策。这一条款被视为SD的“雏形”，标志着多边贸易体制开始承认“发展差异”的现实。

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发声推动SD进一步强化。1964年，GATT成立“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并通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第24条修正案》，明确“发达国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非互惠的关税优惠”（即“普惠制”）。到1986年乌拉圭回合谈判时，SD已从“零散的条款”升级为“系统性制度”：不仅在《农业协定》《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等具体协议中加入SD条款，更在1994年《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WTO宪章）的序言中明确写入“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宗旨——这意味着SD从“政策选项”上升为WTO的“核心义务”。

例如，《农业协定》第6条规定：发展中国家的“绿箱”农业补贴（对生产无扭曲的补贴，如农业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上限可高于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4条要求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服务贸易能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则允许发展中国家“延迟5年执行专利保护条款”。这些条款共同构成了WTO时期SD的“制度框架”，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贸易的“安全垫”。

（二）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法理依据：公平正义与发展权的体现

SD的存在并非“照顾”，而是对“实质公平”的践行。从国际法角度看，其法理基础源于两大核心：发展权的实现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

首先，发展权是SD的“权利来源”。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明确规定：“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每个人和所有民族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全球贸易是实现发展权的关键路径，但由于历史上的殖民剥削、经济结构的单一化（如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它们在贸易中的“起点”远低于发达国家。例如，某非洲国家的可可出口占其GDP的60%，但国际可可价格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该国根本无法左右收益——此时，SD就成为“纠正起点不公平”的工具：允许该国对可可出口实行适度补贴，或保留对进口加工食品的关税，以保护国内农业产业链。

其次，SD符合WTO的“宗旨逻辑”。WTO宪章序言开宗明义：“确认需要作出积极努力，以保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份额。”这意味着，WTO的目标不是“绝对的自由贸易”，而是“包容的自由贸易”——只有让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才能真正实现“全球福利最大化”。正如WTO前总干事拉米所说：“如果164个成员中，有100个发展中国家无法从贸易中受益，WTO的合法性就会崩溃。”

二、当前WTO改革中SD面临的三重挑战

尽管SD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但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传统条款的“有效性不足”，也来自发达国家的“规则重构压力”，更源于全球价值链演变带来的“适配性危机”。

（一）传统SD条款的局限性：从“模糊性”到“有效性”的困境

许多SD条款的“软义务”属性，是其最大的短板。例如，GATS第4条规定“发达国家应尽最大努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但“尽最大努力”没有具体标准——发达国家可以以“财政紧张”或“国内法限制”为由拒绝履行；再如，《农业协定》中的“特殊保障机制”（SSM）允许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激增时提高关税，但触发条件设置得极为严格（如进口量增长超过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