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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古镇的历史

——黔中锁钥处，千年烟火地

提到“安顺古镇”，人们常误以为是单一聚落，实则它是一个以黔中腹地为核心、散落于滇黔古道沿线的“古镇文化圈”——从作为明清州府治所的旧州古镇，到承载军屯记忆的天龙屯堡，再到曾为“黔中商埠”的安顺老城街巷，每一处都像一枚被时光打磨的铜印，镌刻着贵州高原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密码。要读懂安顺古镇的历史，需顺着黔中腹地的地理肌理，从夜郎故地的早期开发，到军屯制度的深刻烙印，再到商道繁华的百年回响，一步步揭开它层叠的历史褶皱。

一、夜郎故地与秦汉开疆：古镇的早期文明底色

安顺的建城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夜郎时代。作为古夜郎国的东部疆域，这片位于乌江上游、滇黔走廊要冲的土地，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了部落聚居的“方国”雏形。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顺市西秀区宁谷镇发现的“宁谷遗址”，揭开了这片土地早期文明的面纱——遗址中出土的汉砖、瓦当、青铜农具，以及带有“常乐未央”铭文的陶片，证明在西汉时期，这里已是中央王朝管辖下的重要行政据点，也是西南夷地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前沿。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夷的经略，为安顺古镇的形成埋下了第一粒种子。秦始皇派常頞开凿“五尺道”，虽未直接抵达安顺，却为后续的驿道延伸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期，汉军平定西南夷，设牂牁郡，安顺一带属牂牁郡下的“且兰县”，官方驿道从犍为（今四川宜宾）延伸至黔中，安顺成为“通滇达蜀”的必经之地。彼时的聚落虽未形成后世“古镇”的规模，却已凭借地理优势，成为物资转运与文化交汇的节点——彝族先民的“鬼主”制度、布依族先民的“寨老”传统，与中原的郡县管理模式在此碰撞，形成了多民族共生的早期社会结构。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安顺地区先后属牂牁、夜郎、普宁等郡，虽因中原政权更迭而时有动荡，但聚落始终未断。唐代，南诏国崛起并向黔中扩张，安顺成为唐王朝与南诏的边界缓冲带，官方在此设置“普宁州”，筑城设防，这也是安顺历史上最早的“城郭”记载。如今旧州古镇的“古州衙”遗址，其地下夯土层可追溯至唐代，那些埋藏在青石板下的夯土，正是安顺古镇“筑城而居”传统的开端。

二、明朝军屯与屯堡文化：古镇的核心基因塑造

若说秦汉时期是安顺古镇的“萌芽期”，那么明朝则是它“定型期”——洪武年间的“调北征南”与“调北填南”，不仅重塑了安顺的人口结构，更将“屯堡”这一独特的建筑与文化形态，深深植入了这片土地的基因。

元末明初，贵州地区为元梁王与土司势力所控，阻断了明王朝通往云南的通道。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沐英率30万大军南征，平定云南后，为巩固西南边疆，决定“留军屯守”，在滇黔沿线设置卫所，安顺因“黔之腹，滇之喉”的战略地位，成为军屯的核心区域。据《安顺府志》记载，当时安顺一带设有普定卫、安庄卫、平坝卫等，卫下设所，所下设屯、堡、哨、卡，形成“三里一屯，五里一堡”的防御体系。

这些屯军多来自江南、中原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军事技术，更带来了家乡的建筑风格与生活习俗。为抵御土司与少数民族的袭扰，屯堡建筑普遍采用“石木结构”，墙体用当地青石垒砌，高达数米，屋顶覆以小青瓦，檐角微翘却不张扬，透着军事防御的沉稳；街巷布局遵循“攻防兼备”原则，如天龙屯堡的“九街十八巷”，纵横交错却暗藏玄机，主干道宽可容车马，支巷窄仅容一人，遇敌时可形成“巷战”优势；每家每户的大门都设有“腰门”（矮门），白天便于通风，夜晚可抵御野兽与盗匪，这种设计至今仍在屯堡民居中可见。

除了建筑，屯军还将中原文化完整地“移植”到了黔中。他们带来了江南的耕作技术，将安顺的荒坡开辟为梯田；带来了宗族制度，修建祠堂，修订族谱，如天龙屯堡的“沈氏宗祠”，至今仍保存着明代的匾额，记载着沈家从江苏无锡迁来的历史；更带来了独特的民俗艺术——地戏。这种以“驱邪纳吉”为目的的戏剧，演员头戴木质面具，身着彩衣，演唱内容多为《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历史故事，语言保留着明代江淮方言的词汇，如将“吃饭”称为“啖饭”，“睡觉”称为“困觉”，被誉为“明代戏剧活化石”。如今，每到春节或农闲时节，天龙屯堡的老人们仍会穿上戏服，在古戏台上演一场地戏，锣鼓声中，仿佛能听见六百年前屯军们思乡的吟唱。

“调北填南”则进一步丰富了安顺的人口结构。除了屯军，明王朝还从江西、湖广、四川等地迁徙大量平民到安顺，开垦土地，发展农业。这些平民与屯军通婚，逐渐融合，形成了“屯堡人”这一独特的族群。他们既保留着中原文化的根脉，又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习俗，如饮食上，将江南的腌制技艺与贵州的辣椒结合，创造出“屯堡腊肉”“夺夺粉”等特色美食；服饰上，妇女仍穿着“凤阳汉装”，大襟衣、百褶裙，腰间系着绣花围裙，头上梳着“三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