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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方正32篇

——从《世说新语?方正》第三十二篇看东晋初年

的“义”与“族”：王导的抉择与士族精神的困境

《世说新语?方正》篇所载，多是魏晋士人坚守原则、不阿权贵、恪守道义的故事，或关乎君臣之礼，或涉及时人德行，而第三十二篇所记之事，却在“方正”的底色里，掺进了东晋初年最复杂的政治漩涡与家族伦理——那是琅琊王氏内部的一次撕裂，更是宰辅王导在“家族私情”与“朝廷大义”间的艰难抉择。其文虽简，却如一把利刃，剖开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格局下，士族领袖的责任与困境。

先录原文以明始末：“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藉。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后敦败，王含欲投王舒，舒沈含父子于江。王彬闻之，往哭曰：‘伯仁，天地之性，宁有此乎！’舒竟不救。”此处需先辨清人物关系：王含是王敦的亲兄，王导、王舒、王彬则是他们的堂弟，四人同出琅琊王氏——东晋初年最具权势的门阀家族。而故事的核心，并非何充当面反驳王敦的“正色”，而是王敦兵败后，王含投奔同族兄弟时，王舒的“沉之于江”与王彬的“往哭”，以及背后未直接出场却贯穿始终的王导的态度。

要读懂这篇“方正”，必先读懂它发生的时代。东晋建元之初，皇权孱弱，元帝司马睿依赖琅琊王氏的扶持才得以在江南立足，故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但这种“共天下”的平衡极其脆弱：王敦手握兵权，坐镇荆州，渐生反心，先后两次举兵向阙，第一次逼得元帝“脱戎衣，著朝服”求和，第二次更是兵破建康，掌控朝政，史称“王敦之乱”。而王导则留居中枢，身任司徒，一面维系着王氏家族的地位，一面又要向晋室表明忠心——他是家族与皇权之间的“缓冲带”，也是整个东晋政局的“压舱石”。

当王敦第二次叛乱兵败身死，其兄王含的命运便成了摆在琅琊王氏面前的难题。王含并非善类，此前任庐江太守时“贪浊狼藉”，全靠王敦庇护才免于追责；如今王敦败亡，他带着儿子王应仓皇出逃，第一个想到的投奔对象，便是同族兄弟——先是王舒，后又想投王导（《晋书》载王含最初欲奔王导，因王导“秘之”而转投王舒）。这里的“投奔”，背后是魏晋门阀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在那个“士庶天隔”的时代，家族是士人最根本的依靠，“同宗相援”是不成文的规矩。王含或许以为，即便自己是“叛臣之兄”，只要投奔同族，总能求得一线生机——毕竟，王氏家族的荣辱，与每个族人的命运紧紧捆绑，王舒、王导若杀他，无异于“自污门户”。

但王舒的选择，却打破了这份“宗族默契”。他没有接纳王含，反而将其父子“沉之于江”。这一举动，在当时看来绝非“绝情”，反而是一种极端的“方正”。因为此时的王含，已不是“同族兄长”，而是“叛臣余党”——王敦叛乱已动摇东晋根基，若王氏家族再收留王含，便是坐实了“谋逆”之罪，整个琅琊王氏都将被钉在“乱臣贼子”的耻辱柱上，此前王导数十年维系的“忠君”形象、家族的政治地位，都将毁于一旦。王舒的“沉江”，看似冷酷，实则是为了斩断家族与叛乱的牵连，以牺牲个体的方式，保全整个王氏家族的存续。这是一种带着血腥味的“原则”：在“大义”面前，“私情”必须让步；在家族整体利益面前，个体的生死可以被牺牲。

而王彬的“往哭”，则为这份“方正”增添了一丝人性的温度。他哭着说“伯仁，天地之性，宁有此乎”（此处“伯仁”或为“阿兄”之误，王含字处弘，非伯仁，伯仁是周顗），并非指责王舒“不义”，而是悲叹宗族相残的无奈——即便知道王舒的选择是对的，却仍忍不住为同族的惨死而心痛。这种“哭”，不是对“方正”的否定，而是对“方正”背后代价的悲悯。魏晋士人重“性情”，王彬的哭，正是“性情”与“原则”的碰撞：他懂王舒的“不得不为”，却也难掩骨肉相残的悲哀。

此时，最关键的人物其实是王导。他虽未直接出现在“沉江”的场景中，但他的态度却决定了整个事件的走向。《晋书?王导传》载，王含最初投奔王导时，王导“秘不与见”——他没有立刻接纳，也没有立刻拒绝，而是选择了“秘之”。这个细节极能体现王导的处境：作为家族的“宗主”，他不能公然违背“宗族相援”的规矩，否则会被族人视为“无情”；但作为东晋的宰辅，他又不能收留叛臣，否则会被皇权视为“同谋”。“秘之”二字，藏着他的挣扎与审慎——他不是在犹豫“救不救”，而是在思考“如何处理才能既不违大义，又不毁家族”。最终，王含转投王舒，王导并未阻拦，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默认了王舒的“沉江”之举，因为他知道，这是保全王氏家族唯一的选择。

王导的“默认”，比王舒的“沉江”更能体现“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