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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丝绸之路关税征收考据

引言

汉代丝绸之路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贸易通道，不仅是商品流动的动脉，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这条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西域诸国延伸至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的商路，在汉武帝时期因张骞凿空而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随着丝绸、漆器、铁器等中原物产西传，葡萄、苜蓿、良马等西域物产东输，贸易规模的扩大催生了系统化的管理需求，其中关税征收作为维护商路秩序、保障财政收入的关键环节，逐渐形成了具有汉代特色的制度体系。本文通过梳理《史记》《汉书》等正史记载，结合居延汉简、悬泉置汉简等出土文献，对汉代丝绸之路关税征收的背景、制度、实践及历史影响展开考据，以期还原这一经济管理活动的原貌。

一、汉代丝绸之路关税征收的背景与基础

（一）丝绸之路贸易的兴起与规模扩张

汉代丝绸之路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中原王朝与西域诸族长期互动的结果。自汉高祖时期起，中原与匈奴的“关市”贸易已零星存在，但真正的规模化发展始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后，河西走廊被纳入汉帝国版图。此后，汉廷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置玉门关、阳关作为西出通道，为商路畅通提供了政治保障。

从贸易主体看，除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外，民间商队逐渐成为主力。《汉书·西域传》记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可见西域商人（时称“贾胡”）与中原商人频繁往来。贸易商品方面，中原输出以丝绸为核心（故有“丝绸之路”之称），兼及漆器、铜器、茶叶；输入则包括大宛汗血马、于阗玉石、中亚香料（如苏合香）、西亚玻璃器等。据《后汉书·西域传》估算，东汉时期每年经丝路往来的商队规模可达数百队，每队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贸易额占汉帝国财政收入的10%以上，如此规模的贸易迫切需要规范的税收管理。

（二）关税征收的经济与政治动因

经济层面，汉代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对丝绸之路贸易采取了相对包容的态度。一方面，中原王朝需要通过贸易获取西域特产（如良马用于军事）；另一方面，关税收入可补充财政。汉武帝时期因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史记·平准书》载“用度不足，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可见财政压力下，对丝路贸易征税成为重要开源手段。

政治层面，关税征收是汉帝国对西域行使管辖权的象征。通过设立关卡、查验凭证、征收税赋，汉廷强化了对商路的控制，同时借助税收调节贸易流向——例如对奢侈品（如玻璃器）征收高税，限制其过度流入；对战略物资（如马匹）则通过低税甚至免税鼓励输入。这种“差等税率”既符合国家利益，也体现了早期的贸易调控智慧。

二、汉代丝绸之路关税征收的制度与实践

（一）管理机构与人员配置

汉代丝绸之路关税征收的核心机构是“关都尉”与“关啬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关都尉”为郡级武官，秩比二千石，负责关隘的军事防御与贸易管理，其下属“关啬夫”为具体执行人员，秩百石左右，承担验查“过所”（通行证）、登记货物、计算税额等工作。以玉门关为例，悬泉置汉简中多次出现“玉门关啬夫某”的记录，其日常工作包括“案致”（核对）商队货物清单、“课税”（计算税额）、“上计”（向郡府汇报税收）。

此外，边郡的“候官”（军事哨所）也参与协管。居延汉简《候粟君所责寇恩事》记载，张掖郡肩水候官曾介入商队纠纷，要求商人“具报货物名数，以凭关税”，说明军事系统与税务系统存在协同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西域都护府设立后（公元前60年），其下属的“译长”（翻译官）也会参与涉外商队的沟通，确保税收政策准确传达。

（二）税种、税率与征收方式

汉代丝绸之路关税的核心税种是“关市税”，即对通过关隘的货物征收的税赋。《史记·货殖列传》载“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租税之入，比千乘之家”，虽未直接提及丝路关税，但结合《盐铁论·力耕》中“边郡之利，在于关市”的论述，可推断“关市税”是主要税种。

税率方面，史料未明确统一标准，但可通过简牍推测大致范围。居延汉简E.P.T59:582号简文记录：“入粟四石，直钱二千四百，关税百二十。”按此计算，税率为5%（120/2400）。另一枚敦煌汉简（D1105）记载：“输帛十匹，直钱万五千，税七百五十”，税率亦为5%。这与《汉书·食货志》“关市之征，什一而税”的记载存在差异，可能因时期或货物类型不同导致。事实上，汉代税率存在动态调整：汉武帝元光年间（公元前134-前129年）因对匈奴作战，税率曾提高至10%；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4-前49年）为鼓励贸易，降至3%-5%；东汉明帝以后（公元58年起）基本稳定在5%左右。

征收方式以“从价计征”为主，即按货物价值的一定比例征税。商队入关时需向关啬夫提交“传”（由官府颁发的通行证，注明商人姓名、籍贯、货物种类数量），关啬夫核对实物与“传”无误后，估算货物价值并计算税额。缴税形式以货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