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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第三回读书笔记。

引言：一场啼笑皆非的“范进中举”

《儒林外史》第三回，以其对“范进中举”这一核心事件的精妙刻画，成为了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巅峰之作。吴敬梓以一支如椽巨笔，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社会人情的冷暖以及人性深处的卑微与势利，浓缩于一个看似荒诞不经却又无比真实的场景之中。本回通过两条并行的叙事线索——周进慧眼识珠，拔擢真才范进；以及范进喜极而疯，胡屠户一巴掌打醒女婿——构建了一幅层次丰富、意蕴深远的社会风俗画。它不仅是对科举制度的无情鞭挞，更是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深刻解剖。其讽刺之辛辣、笔触之精准、情感之复杂（既有冷峻的嘲讽，又有深沉的悲悯），使其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批判，成为一面映照古今、洞察人性的永恒明镜。

一、科举制度的荒诞性：从“周进哭贡院”到“范进发疯”

第三回的开篇，承接了第二回“周进哭贡院”的余韵。周进，这位六十多岁、胡子花白的老童生，在薛家集受尽冷眼，最终在省城贡院触景生情，一头撞在号板上，满地打滚，放声大哭。这一幕，是科举制度对个体精神摧残的极致写照。然而，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场看似绝望的痛哭，却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几位商人出于同情（或曰投资），凑钱为他捐了个监生资格，使他得以参加乡试，并一举考中举人，进而飞黄腾达，官至广东学道。

1.周进的“知遇”：体制内的良心与局限。周进升任学道后，巡视考场，见到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老童生范进，不禁“面皮变色”，联想到自己当年的惨状。他动了恻隐之心，决心要在这场考试中“用心用意”地寻访真才。当看到范进那篇“一字一珠”的八股文时，他先是“心里不喜”，认为其“若是果有一线之明，会写出这样文章来？”但反复细看后，终于认定这是“天地间之至文”，并力排众议，将其录为第一名。周进的行为，在腐朽的科举体系中，无疑是一抹难得的亮色。他代表了体制内尚存的一丝公正与良知，是“拔真才”的践行者。

然而，周进的“慧眼”本身也充满了讽刺。他的判断标准，依然是八股文的好坏。他欣赏范进，并非因其有经世济民之才，而是因其八股文写得“好”。这恰恰说明，即便是最清醒、最有同情心的考官，其思维也早已被科举制度所规训和束缚。他能识别出符合八股规范的“好文章”，却无法跳出这个框架去评判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因此，周进的“拔真才”，本质上仍是在旧制度内部进行的一次有限度的修正，而非对制度本身的否定。

2.范进的“发疯”：功名对灵魂的异化。如果说周进的故事是科举制度残酷性的前奏，那么范进的故事则是其荒诞性的高潮。范进，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童生，屡试不第，家中“饿了两三天”，连赴考的盘缠都要靠卖鸡换来。当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时，竟“欢喜得发了疯”，披头散发，满街狂奔，口中高喊“我中了！我中了！”这一幕，是全书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

范进的发疯，绝非简单的生理反应，而是长期压抑后的精神崩溃。几十年的寒窗苦读，无数次的失败与屈辱，早已将他的全部生命意义都捆绑在“中举”二字之上。一旦这个目标突然实现，他那早已不堪重负的精神世界便瞬间崩塌。他的疯癫，是对科举制度将人异化为功名奴隶的最有力控诉。他不再是“范进”，而是一个被“举人”符号所吞噬的空壳。他的悲剧在于，他的人生价值，完全由一张榜单来定义。

二、世态炎凉的众生相：胡屠户的“变脸”艺术

如果说范进的发疯揭示了科举对个体的摧残，那么围绕在他周围的各色人等，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科举制度如何扭曲整个社会的人情伦理。

1.胡屠户：势利小人的经典画像。胡屠户是本回塑造得最为成功、也最具普遍意义的人物。在范进未中举前，他是何等嘴脸？他骂范进是“现世宝穷鬼”、“烂忠厚没用的人”，甚至在女儿面前也毫不留情：“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他视女儿女婿为累赘，言语间充满了鄙夷与轻蔑。

然而，当范进中举的消息传来，胡屠户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立刻变得“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更精彩的是，在众人怂恿他去打醒发疯的范进时，他起初战战兢兢，说什么“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生怕得罪了已成为“老爷”的女婿。直到众人用激将法，说他“平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才“壮一壮胆”，走上前去，“一个嘴巴打将去”。

打完之后，胡屠户的表演达到了顶峰。他先是“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觉得“自己果然有些不是”，继而又因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这一系列动作和心理描写，将一个市侩小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权势时，那种既想巴结又心存畏惧、既得意忘形又本能地感到卑微的复杂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胡屠户的“变脸”，是科举制度催生出的社会势利病的集中体现。他的态度转变，不关乎亲情，只关乎利益。范进的身份变了，他眼中的范进就从“垃圾”变成了“星宿”。

2.邻里乡亲与张乡绅：锦上添花的“奉承”。胡屠户之外，范进